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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器口的姑娘丨蓝碧春

磁器口的姑娘 

●蓝碧春

 


  今年春节,兄弟带着女儿女婿从成都回渝看望89岁的老母亲,母亲眼神茫然竟不认识。兄弟突然问:“妈吔, 您是哪个地方的人?” “我是磁器口的姑娘个嘛。”母亲浑浊的眼睛闪出碎玻璃似的光亮, 那“姑娘”二字拖得长长的, 像个少女在娇嗔。我很奇怪,患老年痴呆症的她连自己的子女都记不住,却能记住自己是磁器口的姑娘!

  

  

  许多年前,磁器口街上有个靠挑水为生的戴挑水,家境贫寒却生养了个极其水灵的女儿。那小人儿眼珠儿墨黑墨黑,小米牙白亮闪光,一笑两个嘴角翘得像弯豆角,那才叫俊俏!街坊邻居都说这小女子沾了嘉陵江水的灵气,长大了准是个美人胚子。

  天生丽质仍逃不脱贫困的厄运,戴姑娘8岁就进了磁器口丝纺厂当童工。那时,磁器口周边人家怨生男喜生女,因为丝纺厂只招女工。戴姑娘因个儿瘦小差点进不了厂,后来,工头让她张开口,见她牙齿生得特别齐整(缫丝工需用牙齿咬丝头),才网开一面。从此,终日水气蒸腾、噪声震耳、闷热难耐的车间里,就多了一个趿着厚厚木屐的瘦弱身影。

  直到几十年后戴姑娘成了老太婆,双手始终粉嫩粉嫩不长硬茧。那是缫丝时沸水给烫出来的。当年,她的婆母从不让她挨泡菜坛,说没皮的手指沾了泡菜水易生花。其实是心疼她,怕一不小心,那泡菜水就将粉嫩的手指头给泡成凤爪了。

  穷人家的女儿也是宝。每天黄昏,放工汽笛还未拉响,戴挑水就候在了工厂大门一侧。戴姑娘一出厂门,戴挑水赶忙迎上去蹲下身,让疲惫不堪的女儿趴在他背上,一路轻晃着背回家。他决不让心肝宝贝女儿下班后再走一步路。后来,戴挑水腰疼起不了床,就让手有残疾(右掌像老鹰爪一样伸不开)的小儿子去背妹妹。一次,妹妹在小哥的背上高兴地说:“哥 ,今天发工钱了,咱让妈给煮一顿毛血旺吃,好吗?”小哥半晌没开腔,好一会才低声应道:“妹,哥对不起你,哥没用,让你这么小就挣钱养家。”说着,大滴大滴的眼泪砸在磁器口老街的青石板上。那泪砸得妹妹心头生痛,赶忙用手替他抹去泪。“哥,别哭,我好生做活路,让一家人顿顿都有饱饭吃。” 脸挨着妹妹不长老皮的小手,哥哥的泪流得更加汹涌。

  自卑感极强的小哥没有活到解放,十多岁就夭折了。“你小舅太可怜了。生得眉清目秀却手有残疾,街上的人都叫他‘爪爪(zhua)’,家人也视他如废物,从没给过好脸色看。”每忆及此,母亲显得特别难过,半日不愿说一句话。

  常常在想,当年,我父亲家境中落但怎么也比戴家强,曾祖父曾在江北城衙门口开过一间中药铺,怎么就看上了门不当户不对的戴姑娘了呢?后来才知道,是我嫁在磁器口的大姑姑惊慕于戴姑娘的好人品,为娘家兄弟牵下了这段姻缘。

  母亲满80岁那年,我带她回了一趟磁器口。走在古镇老街上,母亲满脸的皱纹舒展成了一朵老菊花。“还是老样子呢!”她认出了那些不改旧时颜的油腊铺、裁缝店和书场、茶馆。但又不时露出迷惘的神色,怎么有这么多的院子和“陈记麻花店”“毛血旺店”啊?在宝轮寺里,望着摩肩接踵顶礼膜拜的“香客”,母亲笑着说:“香火比过去还旺呢!”

  河边大码头,休闲游玩的人成群结队, 熙熙攘攘,有许多外地客,还有不少“洋人”。寻了一家正对嘉陵江的有大玻璃窗的茶楼落座,母亲将脸紧贴在玻璃窗上,双眼不停地搜寻着什么。茶楼流淌着轻缓的音乐,有女声在轻声吟唱: “嘉陵江啊嘉陵江啊, 流得哗啦啦地流呀……流呀流呀流尽世上的愁啊。”瞬间,找到时光倒流感觉。

  “妈,你寻啥?”我问道。“小石桥。新街通往丝纺厂的小石桥。”“啊,早拆除了吧?这么宽阔的下河公路,还留小石桥干啥呢。”

  “我就想看看小石桥。”母亲固执地搜寻着。

  当年,嘉陵江稍涨点水就会淹了小石桥。急着去上班,母亲和她那帮小姐妹将鞋子脱了夹在腋窝里,像一长串蚂蚱, 一个个相跟着过桥,水淹到胸部也不惧……

  “可惜,老姊妹没剩几个了。许多人至死都想不到磁器口会变得这么繁华热闹啊。”母亲用手揉了揉眼睛,悄悄拭去眼角的泪。

  天空没有痕迹,而鸟儿已经飞过。此刻,母亲眼前肯定涌动着岁月斑驳的光影,还有光影中那些美丽勤劳充满青春活力的磁器口的姑娘们, 以及她们才有的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许多故事。

  

  

  记忆中母亲总是和磁器口连在一起。当年母亲住在厂里,轮着三班倒,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那时我家住在江北城,母亲回家后,头一件事就是把姐弟几个捉来洗头洗澡搞卫生,然后将一大背篼衣服背到长江边洗净。回厂那天清晨,来不及吃早饭,就急着到上横街车站乘5点20分的早班车,到牛角沱后,转乘沙坪坝的车,然后再转乘到磁器口的车。7时30分,她已走进车间接班,其辛苦可想而知。

  平时,家里由婆婆爷爷料理。母亲与婆婆关系极好,从未见她们红过脸吵过架,什么事都商量着办,堪称“模范婆媳”。

  “你们妈妈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不得啊。”母亲患有多种慢性病,身上所有的重要器官都下垂。婆婆总是以担忧的口气说到母亲。

  文革期间,我曾学着当家。至今清楚地记得父母的工资数,在船上工作的父亲月工资78元,母亲62元多一点。那时我家人口众多,最多时有十口人。母亲每月给家里45元生活费,除给自己留6元钱的伙食费外,剩下的10来元早有安排,如给家人添置衣物, 看病吃药, 人情客往, 交年底的房地契税费等。每年新学期开学前的一段日子,母亲尽量克扣自己的伙食,千方百计筹足学费。在我的印象中,我家从不拖欠学费。

  有段时间母亲身体状况很不好,体重只有70多斤。肺结核复发了,胃下垂, 肾也下垂,厂工会组织送她到北碚工人疗养院疗养。病情稍有好转,母亲就急着要返回工作岗位,除了怕影响工作还有一个原因,拿病劳保会少一大截工资,母亲不愿因此影响全家人的生活。

  母亲有一张照片令人印象深刻。戴着大草帽的母亲站在烈日下的田间,黝黑消瘦。听母亲说, 那年她抱病去大足县三驱镇参加下乡支农活动,  没日没夜地干, 一边指导当地农工栽桑养蚕, 一边在茧庄严格按照等级标准收购蚕茧。那时厂里的生丝出口任务特别重, 据说出口到苏联加工生产降落伞, 质量等级容不得半点差错。我曾问过母亲, 那时你都半条命了还下什么乡?怕扣你二斗红高粱!母亲瞪了我一眼说:厂里需要我去,就是过刀山下火海都要去!领任务哪兴讨价还价!

  我稍大些时,常被婆婆爷爷差遣到磁器口为母亲送吃食。那时家里难得吃鸡,鸡腿是一定要留给身体不好的母亲的。母亲若不能回家,爷爷就把鸡腿用饭盒装好,让我给母亲送去。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出远门的情况,天还没亮,爷爷就提着饭盒牵着睡意朦胧的我乘早班轮渡过江,在朝天门重庆饭店,爷爷给我买了一碗稀饭,一块发糕,看着我吃完后,千叮嘱万叮嘱把我送上解放碑开往沙坪坝的车。

  母亲所住的女工宿舍,一直是少年时期的我心中最神圣和向往的地方。它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心目中的好单位一定要有这样的集体宿舍。女工宿舍位于公路一侧,数幢白色的小平房被绿荫遮日的参天大树掩映,林中有许多不知名的鸟儿,时而展翅轻掠,时而发出清脆鸣叫。仿佛一座离尘世很远的古堡,母亲和她那些年轻漂亮勤劳善良的姐妹,都是古堡里会织锦的仙女。

  小平房里摆着上下两层架子床,那床窄窄的,瘦弱的母亲和同样瘦弱的我竟不能并肩躺下。母亲让我先睡,我听见母亲和阿姨们在议论,茧子不好做,丝头抽不出,当月的生产任务可能完不成了。说着有性急的哭了起来,最后竟抱头哭成一团。我装着睡着了一动也不敢动,心里却和母亲她们在一起流泪,那是母亲和她的姐妹给我上的职业妇女的第一课。

  那年暑假,我还给母亲送过一次饭盒。在工厂后门昏暗的灯光下,左等右等都不见母亲出来,直到深夜11点多钟,我才在昏昏欲睡中被母亲喊醒。原来厂里任务重,她主动加班多干了两个小时。母亲那个时代的工人,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具有今天看来尤为宝贵的一些特质,表现最突出的是主人翁精神和忘我的劳动精神,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残银滴漏数更起,竭诚敬业报衣食”的职业意识。

  50年代中末期,是重庆丝纺厂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三五千人的大厂,机器24小时不停转,年初“开门红”, 年中“月月红”“季季红”,年终“红到底”,还有无数个小指标竞赛让工人“一直红”。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将全部的青春热血投入到劳动生产中,不少女工成了劳动能手。有一位姓蔡的女工练就了绝活,用牙咬断丝头的同时,舌头就势一卷将丝头打结,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那位女工成了“大明星”,厂长亲自带领工人欢天喜地敲锣打鼓送她赴京参加群英会。当年,小小年纪的我非常钦佩那位蔡阿姨,曾无数次嘟着嘴卷着舌头练习线头打结,口水流了几大碗,无一次成功。方知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劳动技巧不是轻易就能获取的。

  母亲一生中也有最引以为自豪的事。那是1959年的国庆节,市里组织大型游行活动,母亲代表重庆丝纺厂职工参加活动并有幸成为鲜花队的一员。想想吧,年轻的女工挥动鲜花,踏着整齐的步伐意气风发地经过解放碑,在那个年月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荣光的事!

  我和弟弟缠着爷爷到解放碑看游行队伍,看鲜花队里的妈妈。拗不过我们,爷爷带着我们到江北嘴乘轮渡进了城。遗憾的是,走到小什字就走不动了,看游行的人实在太多!我和弟弟轮流骑在爷爷的肩头上,看见了威武雄壮的管弦乐队和红旗如林的游行队伍,听见了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却没有见到鲜花队,更没有见到妈妈……

  爷爷要带我和弟弟回家,我坚决不干。我说妈妈说了,游行队伍经过解放碑后要在两路口解散,如果要见她就到体育场门口等她。

  我脑海里至今定格着这样一幅画面:上穿红毛衣,下着花格子布拉吉,手捧鲜花的母亲笑盈盈地从霞光万道的天边(实际上是体育场那边)走来,她的脸上洋溢着浓浓的春意,仿佛镀着金子般明媚,显得那么年轻美丽!啊,我的年轻的母亲,生命的斑斓与瑰丽在那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展示。我至今认为,那是母亲生命中的至高点。

  

  

  由于母亲的缘故,我一直关注着磁器口的过去和未来。

  磁器口历史悠久,始建于唐宋,迄今已有千年。相传“真龙天子”明朝第二位皇帝建文帝曾在此隐修,古称“龙隐镇”;明清以后,作为嘉陵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因附近出产“足比江西瓷器”的青花瓷和彩瓷而得现名。

  抗日战争时期,磁器口作为战时首都“神经中枢”所在的“沙磁文化区”中心而蜚声中外。曾聚集了徐悲鸿、傅抱石、王临乙、张书族、丰子恺、宗白华等一大批国内知名文学家和美学家。学贯中西的 国学大师吴宓曾在此办学任教,而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丁肇中也在此生活过6年。

  作为千年古镇,磁器口不但包容了传统的巴渝文化、沙 磁文化、抗战文化与红岩文化,而且还渗透了传奇文化及风水文化。

  磁器口值得关注的还不止这些,这里的制造业也较发达。20世纪初,四川总督刘湘在磁器口开办了炼钢厂和机修厂,成为四川最早的炼钢基地。这里还有历史悠久的四家丝厂、一家制呢厂、两家兵工厂(现特钢厂和嘉陵厂)、二十六家食品糕点厂和二十多家棉丝布业。后来,山川沧桑,或迁走或衰亡。

  几乎是同时,磁器口老街开始兴盛,重庆丝纺厂宣告破产。

  拿着二百多元月退休金离厂的母亲从无怨言。她说她相信磁器口周边那些空旷的厂区、萧瑟的街道、衰败的楼房,终有一天会重拾光彩,再现辉煌。母亲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坚韧和执着令我钦佩不已。如今,母亲的愿望已逐渐实现,磁器口周边寸土寸金,丝纺厂旁萧条落寂多年的凤凰山被规划为景区,磁器口真正如凤凰般浴火重生了。

  

  母亲和磁器口给了我很多启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除了靠一些杰出人物支撑起来外,更多的要靠许许多多无名的小人物全心全意的服务与贡献。和母亲一起老下来的这一代人,历经坎坷与沧桑,他们的一生大多在轰轰烈烈的各种“运动”中度过,个人所获极少。现在,往日不再,承重的身心苍凉疲惫,很难再有生活的热望和雅趣,也难于在现实的土壤中再寄托什么。但是,他们曾是国家建设的基石的历史不可更改。作为后人,尤其是那些国家改革中的最大的受益者,有责任礼敬他们,感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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