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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子丨晓寒

院 子

 

●晓 寒

 

  从星辉家出来的路上,我突然想要一个院子,比他家那个院子更大、更好看。

  他家那个院子,围墙是他爸砌的,像蚂蚁搬家一样,用光了两年的早晨和傍晚。花了那么多工夫,还砌得难看,歪歪斜斜,土砖有些凹进去,有些凸出来,砖缝里不时钻出些稻草头子,稀稀拉拉,三长两短,跟狗咬了似的。他爸是个木匠,拿惯了斧头刨子,换成砖刀,手就像长在了别人身上,不听使唤。

  那天傍晚进去的时候,星辉一脚踢在门上,哐啷一声,两扇木门对着打开。右边的墙根,长着些草。牛筋草,被一堆劈柴压着,半死不活的。另一头,两畦萝卜,缨子叉开,密密麻麻的,盖住了黄色的泥土。边上竖两个大树杈,搁一根竹篙,竹篙上晒着一家人的衣服。四只鸡在院子里觅食,时不时昂起头咯咯叫几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这么个院子。

  回家后我跟我哥说,我们得砌个院子,在里面种栗子、梨子、橘子、葡萄,养鸡、喂鸭,把门一锁,谁都偷不到。以前,门口的栗子、梨子熟的时候,总要被外人偷去大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也不可能整天在树下守着。对这件事,家里人并不怎么在意,他们说,几个果子,吃露水长大的,摘就摘了吧。所以,只有种在院子里最稳妥。我哥听了鼻子里哼一声,砌个院子,你说得轻松,你知道要多少钱吗?砌个院子要多少钱,我没算过,也不会算,只知道要土砖、石灰、沙子、石头,还要请木匠做扇门,买一把大锁。估计要一大笔钱,家里是拿不出这笔钱的。平时要买点什么东西,一双鞋子、几斤煤油什么的,爸妈都如临大敌,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

  看来这院子是砌不成的。我人生第一个梦想,被我哥一瓢凉水给浇没了,我又成了个没有梦想的人。那年我八岁,也可能是九岁。

  有一天放学,我站在屋门口张望了一阵,四周是山,围着老屋,这不就是个院子嘛?!我为我意外的发现感到欢乐。好大一个院子,里面有三垄梯田,两垄种稻子,一垄种麦子。一条小溪日夜不停地歌唱,池塘里的鱼大白天也敢偷偷蹦出水面。山上开花、飞鸟,菜地里长各种蔬菜,果子像娃娃一样吊在枝条。山水田土,该有的都有了,还有一块大得惊人的天空。谁家有一个这么大的院子呢?我把附近的人家细细想了一遍,都没有。第二天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星辉,我满怀期待,换来他一声嗤笑,像冷不丁划了根火柴。你那也叫院子,你脑壳没烧坏吧?他一脸的鄙夷,让我一下乱了方寸。这个,这个,真的可以叫院子吗?我这样寻思了一阵,心里再也拿不准了。

  十八岁那年,我放下书包,拿起粉笔,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老师。学校在一个老祠堂内,错落的瓦屋顶下,大间小间的房子纠缠在一起,像在一面青山上贴了幅灰尘扑扑的老画。有些地方,石灰墙皮脱落,露出青砖的烟火色。中间那一部分属于学校,两边住着人家。进前厅,过天井,就到了后厅,后厅上有一扇厚木门,门外是个院子。我周一去,周六回,平时就住在那里。心里嘀咕,这下,我也是个有院子的人了。

  刚开始,我并不想去那个院子,主要是那里过于荒芜,好多年没有人打理过。潮湿的院墙上,不知名的藤蔓把根扎进厚厚的苔藓,杂草年年荣谢,枯草堆积,没过膝盖,一股又湿又浓的霉腐味扑面而来。四棵柏树分种在墙角,一脸皱纹,愁眉不展,似乎有满怀难以倾诉的心事。这样的院子,我疑心是从蒲松龄的笔下逃出来的。

  每天放学后,孩子们大呼小叫,争相跨过高高的麻石门槛,刚开始排成一线,接着变成三三两两,或者一个孤独的点儿,穿过田间小路,陆续消失在一扇扇虚掩的大门中。我无处可去,只好搬把椅子坐在天井边翻书。天还早,夕阳像瀑布一样沿着天井的瓦檐倾泻下来,把一个个句子染成了玫瑰色。风在大门外呼呼地吹过,送来断断续续的鸡鸣狗叫。

  住在左边的那个老人,能明显地看出来,头发先于他的身子老去,呈现出雷电的颜色。他老婆死得早,成天一声不吭,有时默默地站在天井边,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大部分时间在椅子上发呆。他像是忧虑的化身,他那些忧虑,源于他扮演的父亲这个角色,老二整天沉迷于赌博,老三的亲事一直没有着落,小女儿快三十了,青春正在像河水一样哗哗地流逝。在山沟里,这样忧虑的父亲我经常能够看到,但我的目光尽量躲着他,以免他像一粒铅弹一样击中我内心的柔软。

  住在右边的那个老人,和我一样,喜欢坐在天井边看书,戴着一副老花镜,椅子边放一大杯浓茶。他看得比我认真,屏声静气,悄无声息。我常常会走神,东张西望,想七想八。他看的书也和我不同,竖排的,没有标点,字老大一个。起初,老人见到我默不作声,脸如枯井,目光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过我还是冲他点头微笑。我不跟他计较,他的年纪比我爷爷小不了多少。有天傍晚,他拿一本手抄的《三字经》来到我身边,指着“逞干戈,尚游说”的“说”字问我怎么读,我说念“shuì    ”。他听了,稍微点了下头,脸上浮出笑意。他还拿过几本书来问过我,是《声律启蒙》《幼学琼林》之类的蒙学读本,我猜他大概想有那么一回,希望我出个错,好印证他心里的疑惑,然后旋即从我这里愤怒、失望地离开,以后照样乜斜着眼睛看我,只是没料到情况正好相反。后来,他不再拿书来,见到我就笑,也像那些孩子一样喊我老师。我当时不理解这个老人要做什么,总觉得他阴阳怪气的。有一次听同事说,老人是一个私塾先生,教过八年私塾,我一下释然。

  我老家有一个说法,读一年老书(私塾),抵三年洋书。因为这个厚古薄今的说法,我被家里连哄带逼读过两个暑假的私塾(那时叫业余学校)。教我的老人姓叶,年过八旬,戴一副老花镜,面容清癯,头顶鹤发,乡人对他恭敬有加,出口皆称绍祥先生。他在民国时期教过十八年私塾,会诗词歌赋,写一手好字,是有学问的人。他耳朵不好,但对先生二字却极其敏感,谁嘴里蹦出这两个字,他立刻大声答应。这也难怪,方圆几十里,没有谁配称先生,这两个字已成为他的专属。我在那读过一些启蒙读本,这是老人万万想不到的。

  没多久,老人的儿媳买了台录音机回来,那是个时髦的东西。等孩子们散去,她就把录音机放在天井旁,将音量开到最大,震耳的歌声取代了孩子们的闹腾。这样一则她忙进忙出能听到,二则借机炫耀一下手头的阔绰,证明她老公在外面的生意做得顺水顺风,并非像传言那样混不下去。录音机用的磁带,价格不菲,十块一盒,还容易卡,一卡再把它弄出来,基本就废了,因此只能一盒带子反复播放。乍听让人喜欢,久之便恶其聒噪,却又想不出好办法,只得打起了院子的主意。某天中午,我借来锄头镰刀,将进门那一块稍加整饬,铲除杂草,砍掉藤蔓,剪去树上的恶枝。放学后搬把椅子坐下,将门一关,嘈杂的歌声被关在了门外。

  几天后,老人也搬了椅子进来,一老一少相对而坐,各看各的书,书翻得慢,不时窸窣一声。翻到累了,也会说说话,说的都是书上的东西,公子王孙,侠客能史,旧时的繁规琐俗,拉拉杂杂,随兴所至。有时候他到得早,会为我准备一杯茶,带盖的白瓷杯,一大撮茶叶。揭开盖子,汤色浓稠,茶烟袅袅,喝一口,满嘴烟火味,和家里的茶一样,是烟熏过的。

  最好是秋天的黄昏,夕阳铺在荒草上,泛起柔和的光芒。蓬花还未飘尽,洁白的朵儿慢慢悠悠飞过头顶,柏树上的蝉唱应和着身边虫子的低鸣。院子外看不见的地方,油茶果坠满了枝丫。稻田空旷,草垛高高堆起,牛羊在埋头吃草,家家屋顶上升起炊烟。等到夕阳褪尽,取代头顶奶白色云朵的是明亮、寒冷的星光。有时候,我把书放下,倒扣在腿上,望着这个荒废的院子。我知道,先前也有像我这样的人,在这里读书,写字,聊天,甚至是种下点什么,后来,院子失去了他们,他们成为院子里的一段往事。有一天我也将失去它,就像院子失去我一样。我是院子的过客,院子是我的过客。或者说,我们走过的大地,也无非是个稍微大一点的院子,我们只是院子里的一缕微光,当黑暗笼罩下来,我们更不复存在。人生太短,没有人能活过一个院子。

  人世间,离别总是说来就来。那天我收拾好东西,独自在院子里站了一会,转身离开,关门时,门好像懂得了什么,“啊呀”一声,像一声惊叫。我两年的日子,就终结在这“啊呀”的惊叫声里。我走了几步,又回头望了一眼,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和老人告别时,他送我一本《庄子》,线装,也是竖排的,没有标点。我说,写几个字吧,随便写点什么都成。老人连连摆手,要写就不是几个字,所以,就不写了。我接过书向他道谢。老人往下说,你是要去大地方的人,这条小山沟留不住你。我笑起来,理解老人的意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是我并非去什么大地方,就是换到了镇子上,继续当孩子王。

  后来,我到了城里讨生活。刚去时,单位房子挤,好不容易腾了个堆杂物的单间出来。很小,里面一张旧书桌,一张单人钢丝床。单位的领导觉得太简陋了,好像有点对不住我,一再表示歉意,许诺一年内必给我一个套间。我倒觉得没什么,有地方睡觉、写字,就行。有一点甚合我心,开门就对着一个大院子,里面种了各种花树。在城市里,要找个这么大的院子,并非易事。城里的院子,除了观赏、漫步,还是用来藏季节的。就像门外这个院子,从迎春花开满墙,到芭蕉俯仰生姿,再到桂花飘香,银杏叶子一片跟着一片吹落在北风中,一年四季都看得分明。这样一个院子,是城市里的村庄。走在大街上,面对着坚硬的楼群,四季都是同一表情的行道树,好像一年只剩下一个季节,其它三个早就开溜了。终归遗憾的是,院子再好,也非我所有。那些花开草绿、叶凋枝败,都是公家的事情。尽管有人定期来照顾,一刀一剪下去,都是顺着公家的意思,不会听从我的内心。有些夜晚,我看着院子里的月色,听着蝉鸣蛙唱,如同偷了公家的什么东西,弄得自己像个贼似的。那时我就想,要在这座城市里修一个院子,不必这么大,能让四季藏身,再容下我一家三口,就行了。

  很多年后,我觉得是时候了。我为我即将有一个小院子而开心。我在想该在院子里种点什么,想来想去打不定主意。那就和单位那个院子一样吧,迎春、芭蕉、桂花、银杏,这样正好容纳四个季节。结果,因为能力的问题,我失去了那个想了很久的院子,买了套两居室,暂时安下身来。房子挨着大街,街上人来车往,晚上枕着这城市的涛声,我还在固执地想着院子的事情。

  那以后,我做过一些兼职,写过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每当我在雨夜里嗒嗒地敲着键盘,或者踩着深夜的月色穿过长街归来,心里头是欢喜的。我觉得我又给院墙添了一块砖,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一株芭蕉。院子在一点点向我靠近,就像情窦初开时那个心仪的姑娘。年轻时的豪情已然没有了,生活越来越俗,俗到只剩下一个院子。

  算起来,这段时间有些漫长,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晴天和雨天,只记得我那套两居室的吊顶开始一块一块地剥落,我决定到偏僻点的地方,找套带院子的旧房子。我仔细算了算,这是在我能力允许范围之内的事情。我把这个想法跟妻子说了,她沉吟了片刻后对我说,孩子在慢慢长大,得为他准备一套婚房。对这事,我有我的想法,结婚是孩子自己的事,他自己可以解决。再说,女孩子是嫁人,又不是嫁房子。我并未想到,这种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最后自然是我败下阵来。在三十楼买了套四居室,知道的人都说好,电梯房就是要买高的,空气好,又不吵。

  时光依然漫长,我还可以用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努力,去乡下修一个院子。在里面栽花、喂鸡、种草、劈柴,过诗意的幸福生活。只是,那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一个院子了,白天黑夜,对我来说没有区别,从院子的东头走到西头,那条摇摇晃晃的路,都要耗光我全部的力气,栽花、喂鸡、种草、劈柴,那已经是别人的事了。我最需要的恐怕只剩下两样东西——椅子和床。

  好像又回到了八岁或者九岁那年,再一次成了个没有梦想的人,我因此而感到了人生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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