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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访贤丨李 霁

庐山访贤

 

●李 霁

 

  是一个夏天,专程拜访九江庐山之美。对庐山的向往,来自大文豪苏轼题写的一首七绝: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一次,我定要在云雾缭绕之中,走遍庐山的峰岭丘壑,赏遍庐山的瀑潭林泉。

  查史书而知,最早关于“庐山”之名的记载,出现在《尚书·禹贡》中:“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其中,“敷浅原”就是庐山别名。而以“庐山”之名被写进史书的则是司马迁的《史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后来研究者又在不少的典籍当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如《诗经·小雅·信南山》有一诗句“中田有庐”,而《国语·楚语》则记载庐山所在位置在战国时称“庐邑”,晋朝孙放的《庐山赋》中:“寻阳郡南有庐山,九江之镇也,临彭蠡之泽,持平敝之原。”也谈及庐山地理,印证其盛名的由来已久。

  乘车到牯岭时天色已经暗沉,下榻一家傍崖而栖的宾馆,人才算安稳下来。夜半,山中起了雨,耳畔是雨打枝叶的声响,枕下是潮润不绝的花香,心也越发地空敞和安宁。一夜睡得格外踏实,早晨在鸟叫声中醒来,走出庭院,不由得惊叹:眼前,有秀美的风景画卷般洇染开去;身后,有飞舞的彩蝶精灵般环绕腰肩。风带着清新的露珠,敷养着我的面容,舒展着我的眉眼,一下子又熨贴到我的心灵深处。

  庐山不算险峻,但不乏巍峨之势,大片裸露的青色岩石,或嶙峋如骨,或陡峭如刃,或平展如砥,与连绵群峰上的白云遥相呼应。几天来,人在山中,结伴而行,披蓁攀石,过沟涉溪,拨雾荡云,脚踩过奇花异石镶嵌的锦绣谷,身穿过飞岩清泉交融的仙人洞,人淌过幽谷飞练竞秀的黄龙潭……当然,除了寄情山水的真性之外,在多雨的季节,不妨下山访贤,总有一个晴朗的去处在未知里邀约着你。于是,怀着一颗圣洁之心去拜谒天师张道陵的静修地,去观瞻禅师陆修静的简寂观,去禅悟高僧慧远的东林寺,去景仰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创立的濂溪书院、德安义门陈家族创建的东佳书堂、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这里无不将禅宗佛法推向高峰,无不闪耀着“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的哲学光辉。

  庐山众多法场和道场引得鸿儒云集、八方来聚,引得信徒潜学、结社传经。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位东晋的官员一头扎进南山,从此归隐山野,躬耕阡陌,饮酒赋诗,终老一生。想当年他摘下官帽、脱下官服,大喝一声“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离开了曾经混迹十三年的官场,从容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苦生活,他决绝的勇气和温醇的诗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桃花源”的瑰梦!他,就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陶公少年时才学便已名满天下。二十岁的陶公,也曾满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宏大志向,怎奈年近三十才做上祭酒之位,后加入桓玄幕,又出任过镇军将军刘裕参军,终因“不堪吏职”辞职还家。四次出仕皆无功而返的失意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交织冲撞,加剧了陶公避世思想的堆涌,他多次生发感叹:“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为忠于内心、归隐山野埋下了伏笔。及四十岁,他雄心再起,几番周折,官至彭泽县令,再次不甘囿于官场泥淖,解印辞官,拂袖而去。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十余年的陶公,终于可以拥抱理想,再也没有回过头留恋过尘世的繁华。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中率性地写道:“田园将芜,胡不归?”真正的原因,他是在呼唤着心灵的归来,他要把内心的荒芜种满蒲草,自由地生长,暗自地清香。

  从陶公的为官履历中不难看过,他从不曾位居过高位,因为在门阀士族把持高官权位的大环境下,缺乏政治和家族背景的陶公是难以成就一番伟业的。尽管陶公并非出自庶族寒门,他是东晋大司马陶侃的曾孙,外公是东晋名士孟嘉。但事实上,他八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弱年逢家乏”,四十岁时能干到县太爷已经是尽力了。再进一步探究其悲剧式的游宦浮沉,根本原因在于他散漫不羁、旷达豪迈的天性使然和“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思想境界,与当时门阀制度、门第观念根深蒂固的东晋格格不入,他像是一叶浮萍,为了生计和功名而淹没在士族阶层趋附权势、追逐财富的洪流之中,这位官场的“实诚人”只看得见未来,却望不到前程,他一心济世苍生的政治抱负,如同梦幻的泡沫,注定会在现实的樊篱中被击破幻灭。

  晋代文学家左思有诗云:“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茎寸径,荫此百尺条。”(《咏史》),译为长在山顶上的一棵寸高树苗,竟然覆盖着山谷里的一棵百尺青松。诗的内涵是说决定人们地位的完全是门第,造成了东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社会形态。正如历史学家干宝所说:“东晋之风是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必然充斥着虚伪无为、沽名钓誉的歪风邪气。比如,魏晋名士王戎出身于魏晋高门琅玡王氏,人虽居高位,家境殷实,但他还每天晚上与夫人手执象牙筹,于烛光下计算资产,以求取更多的财富。魏晋大臣和峤家产丰厚,却一生吝啬异常,爱钱如命。在如此污泥浊水洪流之中,陶公其人却宛如一株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着实活出了另一番人生精彩!陶公在《五柳先生》中写道:“先生不如何许人也,亦不祥其姓字”,巧妙地表达出他对郡望、门阀、族姓这些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而令人歆羡的外衣充满了不屑、蔑视和漠然。“无欲则刚”,他不过是沿着自己走来的路重新走回去,只是这次出走,竟无意间走向了一座文化的颠峰。北宋理学家朱熹盛赞道:“晋宋期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贤纳货,渊明却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

  “有多少繁花满枝,就会有多少秋叶飘零。”我爱读诗,是因为诗词总会抚慰内心的伤痛。陶公的田园诗,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份强烈的疗愈感,他在南山脚下度过的每一个风清云淡的晨夕,他在田间地垄踩出的每一串坚定有力的足迹,他在举杯会友生发的每一句言浅意深的感叹,都是一行行质朴纯真的诗句。“霜菊尤宜晚,才开一两葩。不随蒲柳变,索性待梅花。”菊花开在萧瑟寒蝉的深秋,又是一个因眷恋而感怀的季节。在东篱之下,迎风怒放的菊花,妆容即淡雅且素净,它在等待知己的探访,或者与种菊人重逢。不过是一朵倚在南山偏隅的菊花,它一开一合,就可以抵得过魏晋的风云激荡,就可以放下奢望之念,舍弃繁华之喧,躲过修剪之命。在官场几度浮沉的陶公终究抗拒不了一枝菊的淡然。于是,他把身体交付给山野,把情思托付给笔墨,把名利还付给流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天晴时,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下雨时,他“弱龄寄世外,委怀在琴书”;酒酣时,他“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失落时,他“及时光勉励,岁月不待人”。逝去的永远不会再来,只有珍惜当下,才能对得起生命的托责,才能不辜负满腹的诗华。无论是朝锄于田埂,垂钓于溪畔,还是暮归于阡陌,饮酒于乡间,现在的南山才是他心灵的归途、神往的皈依。放下,是一种抉择;归隐,是一种情怀。你要看尽春花之绚美,就不会留意秋菊之淡然。“不为五斗米折腰,只为一枝菊低眉”,陶公的偏爱,可以轻过一片叶,也可以重过一座山。“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陶公的“志”是在精神上向内探索,显于寄情山水,源于追求自由。此后,二十年的安贫乐道,二十年的坚守自我,他真的把余下的后半生活成了一朵干干净净的菊,这朵菊的名字叫“靖节”。

  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公非常崇拜,他说:“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南宋辛弃疾亦对陶公格外景仰,他评价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清代的龚自珍甚至说:“渊明酷似卧龙豪,万古寻阳松菊高。”他的归隐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与灵魂的握手言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是渺小的,许多事情你无法掌控,没有什么好怕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忧愁的,陶公的归隐一切顺其自然。大化,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他让哲理入境,让玄言具象,大大地超越了魏晋名士,成为真正的文化高峰。他把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回归的那么恬淡、宁静、优雅,所有的喜悦、哀伤、恐惧、顾虑、平凡都包藏于眼中的热泪,我知道那泪,并非深切的悲伤,而是一种深刻的涤清和抚慰。

  离开庐山当日,竟又下起了雨,像与来时的情景约定好的,依旧是清亮而洒脱。我没有打伞,只抬起头来凝神仰望,雨中的庐山在我眼前笼上了一层神迷的纱雾,似乎从未袒示过超拔世俗的情怀,它默默地站立,包裹着一颗孤高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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