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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乡村丨海 津

寂静乡村

 

●海 津

 

 

  一只麻雀在疏斜的阳光中穿过,轻盈地飘落在月台的花墙上。花墙上的水泥已经很老旧,瘦瘦的麻雀站在那里,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在水泥墙台上快速地啄了两下。墙台上什么都没有,或许麻雀是在啄那些细小的沙子,或许只是个习惯动作,然后双脚一起向前跳了两下。麻雀是最不屑于走路的,即使落在地上,也是双脚一起向前弹跳。另一只麻雀落在它的身边,同样在墙台上啄了两下,然后,它们一起飞上了院墙外的树梢。

  母亲的目光透过窗子的玻璃,一直追逐着那两只麻雀。

  母亲很少像这样静静地坐在炕上,但是现在她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一整天进进出出地忙碌了,一颗小小的血栓,就让她失去了灵活行走的能力。她只能试着一步步行走,更长的时间要留在炕上。她说,老了老了还得像小孩儿一样重新学着走路。母亲是真的老了,花白的头发已经有两三年不再染黑,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

  院子外面的树枝很安静,初冬的阳光是淡淡的,没有风。只有麻雀偶尔飞来,做短暂的停留,有时候是两三只,有时候是一群,呼地一下飞来,又呼地一下飞走。麻雀是留鸟,一年四季都在这里,一年复一年都在这里。很多人都走了,但是麻雀不走。

  院子前面的小路上,已经很少再见到人,原来坡上住着的人家都搬走了。我曾不止一次地到坡上那些老房子的遗址上去,那里除了拆剩半截的墙、砖头瓦块,还有一些废旧的物品,比如破旧的提灯,残破的瓷碗,废弃的石头猪槽子等等,人们都搬到沟外平坦的地方居住了,但是我小的时候,这里是住着很多人的。

  人走了,房子也拆走了,只剩下一些树。这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它们的根扎在这里,哪也去不了,它们还依旧活着,依旧在生长。生命的本身就是在不断地生长,长着长着就长老了,人也一样。

  村子里只剩下一些老人。我回老家的时候,父亲经常掰着手指头数,常在家的还有几口人,从沟里数到沟外,已经屈指可数了。这里的地只有这些老人在种着,年轻人都去了城里,并且肯定不再回来。在心里,这里的土地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再属于这片土地。

  每年,父亲和母亲总是很要强地把自己家的地种上,母亲说放着地不种多让人家笑话,我说你们现在还能种,将来肯定没人种了,不种是迟早的事儿。明年的地,母亲已经不能再种了。

  村里屈指可数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了,今年一年就死了三个。刘玉明和刘长伶两个人是一起遭遇车祸死的,俩人去外村打工,晚上同骑一辆摩托车回家,在一座大桥的桥头横过马路,与一辆载重大货车相撞。后来有人说,当时撞击的声音很大,两个人像沙包一样被抛出去,重重地落在路边坚硬的土地上。

  刘玉明家是在我家一眼能看得见屋脊的邻居,我跟他叫表兄,小时候总是他给我理发,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他说年轻时候一顿饭曾吃过三斤粮票的油饼,当时三斤粮票能买四斤半油饼,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猜他也只吃过那一次。那时候他肩上挑二百斤的担子跟玩儿一样轻松。前几年,他当村里的村民小组长,争取到了一个水利灌溉项目,把长长的铁管子架到了山上,让大家种植板栗,但是那些铁管子像一只僵死的虫子,早已锈迹斑斑,但是始终没有人用它把水送到山上去,村里的板栗树也没有因此而多起来。

  后来,他又争取到修村里的路,路面可以纳入村村通工程,由政府出钱,但是路基还是要村里人自己修。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村里修路没人也没钱,你能不能给帮着出点钱?我说行,可是我只有每个月的工资,回家的时候,我给了他两千块钱,他拿着钱骑摩托车离开的时候,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像挂了霜的荒草,被风吹得一颤一颤的。

  路修上了,可是刘玉明却得了癌症,出院后,嗓子完全沙哑了,人也更见苍老衰弱,但每次见到他,还是在忙着地里的活儿。

  俩人年龄虽然相仿,但是按照家族里的叫法,刘玉明跟刘长伶叫叔,我也跟刘长伶叫叔。从我记事的时候,刘长伶就不爱说话,他这一辈子好像也没说过几句话,厚道得像一团棉花,只会埋头干活。

  早上,俩人搭伴,一起出去打工。风中,飘着他俩同样花白的头发。晚上,俩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是村里最能干活儿的两个人,用村里人的话说,俩人的活儿是干到头了。

  后来,死的另一个人,是家族里的三叔王田。

  三叔有病很久了,好一天坏一天的,人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有一次在南台子坟地见到他,我惊奇他还能走这么远的路,他说出来转转,三叔原本嘴就大,脸上的肉瘦没了,嘴就更大了。南台子有老王家的祖坟,不知道三叔是不是来看他不久之后的归宿地,他的脸蜡黄蜡黄的,像一张黄表纸。

  最后的一段时光,三叔的日子里好像只剩下死亡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就这么等待死亡日期的到来。据说有人给他算过是春天,后来又说是夏天,三叔最后死在了秋天。

  那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王田三叔死了,问我有没有时间回去,我说回去吧。三叔的葬礼很隆重,很有仪式感。去小庙上领魂的时候,我也作为晚辈,三步一磕头,那条曾走过无数次的小路,地面很硬,跪在上面,每一颗石子、沙子都硌在膝盖下,很疼。我不知道三叔的灵魂,是不是在冥冥中一路跟随着我们。领魂的队伍很长,有他在城里回来的两个儿子,有家族中的晚辈,有唢呐呜咽,有白幡猎猎……

  这一刻,村庄仿佛停止了一切,只有领魂的队伍,在村庄里缓慢行进。三叔活着的时候,好像从没有这么多人,同时为他做过同一件事。

  王田三叔顺理成章地埋进了南台子的土里,前辈的坟旁,又多了一座新坟。一切归于安静。

  父亲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乡村医生,熟悉村里的每一个人,甚至给每个人都看过病,他记录的病例已经不知有多少本了。近些年,自从买了电脑,他就一直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录入、整理他记录的病例。父亲大半生里治好了很多病,但是他自己的眼病谁也没有治好。

  父亲得的是青光眼,应该是遗传自奶奶。奶奶得青光眼后,两只眼睛都瞎了,那时候找人给看过,说房子盖得不是地方,将来下一代还会得眼病,于是家人急慌慌地拆了一正两厢的老院子,挪迁到了现在的住处,可是父亲还是仿如宿命一般得了眼病。我曾带着父亲到北京的大医院看眼睛,医生说父亲只剩一只眼睛还有四分之一视野的视力。我曾经试着挡住一只眼睛,想象另一只眼睛的四分之一视野能看清什么,我不知道父亲用这四分之一的视野,怎样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父亲在电脑上整理出来的病历,已经有20多万字了,我大概翻过,记录得非常详细,姓名、性别、年龄、症状、诊断、用药,甚至一诊、二诊、三诊,直到很多次诊断治疗的详细情况,都一一记录在案。有些人痊愈了,也有些人不治而亡了,还有些人治愈后,又陆续死去了。死亡,总是每个人最后的归宿。我想父亲记录的这些病历,可以作为一部《乡村疾病志》出版。或者,它更像一部《乡村死亡档案》。

  父亲和母亲都老了,村庄也老了。村庄里听不到鸡鸣犬吠,也见不到驴马猪羊,就连一日三餐的炊烟,也日渐委顿。村庄里的新人,已经行走在另一片天空之下,只有麻雀,还留在这里,它们一忽儿飞来,一忽儿又飞走,阳光有些迷蒙,依旧没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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