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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厦:关于母亲的描述


关于母亲的描述


  多么温暖的冬天啊,尽管外面的雪没有化的迹象,屋里却是阳光充沛。大块的阳光从玻璃窗进来,落在书橱上,落在地板上,落在姐姐的轮椅轱辘上。我在靠近窗户的地方看书,只为尽可能多的置身于阳光中。当该翻页的时候,我抬起了眼睛,回到了现实,我注意到了屋里的一切。


  一切都那么安逸,在整体的整洁和局部的情趣中,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母亲照常做着一切,为我们洗漱完后,热上牛奶,把被子叠整齐,并将床单铺平整,她不允许床上有一点皱纹。她还会将桌子和所有摆设擦一遍,把不脏的地墩一遍,把茶杯刷一遍,把昨天我们换下的衣服洗好、晾晒,在这个过程中,随时为我翻书,为姐姐调整姿势和操作电脑,为我们及时更换热水袋的热水。


  只有我知道,这样的时光母亲是快乐的。她会边干活边唱歌,她会将我好看的杂志立起来,她会将掉落的绢花顶在电脑屏幕上。母亲陪我们走过了多少风雨的道路,度过了无数个与疾病争夺我们的不眠之夜,坚持了千万个疲惫不堪的时刻。母亲别无他求,这样的日子是她最快乐的时光,这是太多苦难才能酿出的知足。


  这么多年了,母亲仿佛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底色,让人注意不到她,然而每一件事、每一个时刻她都在。


  我这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倒也有一些独特的经历,其中一个就是——我始终都有人陪伴。我曾在一首诗《一个人》中透露过对独处的向往,我把这个当成一种遗憾,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我离开母亲独自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四十分钟。我们在课堂听课,姐姐要去厕所,母亲便先推她回宿舍了,我留下继续听课。我竟然注意力不能完全集中了。我开始想,如果下课时母亲来不了会怎么样呢。一下课教室会瞬间吵闹起来,我的声音很小,要想给谁说话可能听不到,不过他们肯定会发现我滞留在这里,同学X和同学Z一定会问我走不走,我可以让她们把我推出教室,那就干脆把我送回宿舍,可是那个台阶如果没有母亲,可以顺利通过吗?我这样想太多余了,因为肯定是好几个同学一起送我的。我干嘛为这点小事费神,真是幼稚。但我还是无法集中精力。还差几分钟就下课了,母亲怎么这么慢,她不会找不到教室了吧,毕竟在她看来教室都很相像。我的思维继续涣散,如果突然发生地震,大家慌乱地往外跑,会有人救我吗?教室里的那一只苍蝇,正在课桌和讲台间玩耍,如果它落在我的身上不肯走怎么办,那多尴尬。


  我看着教室窗外,没有风,树停止了晃动,阳光仿佛也停止了移动。我发现,我只是一个静物,一个有思维、有感官的静物。是母亲推动着我的时间,与其说我在世界中移动,不如说世界在我的面前移动,是母亲搬动着一切,我的世界便活了。


  就在下课前一分钟,母亲来了。她气喘吁吁地从后门进来,轻手轻脚地又坐在了我身边。我的心瞬间落地了。


  这一点我多么接近一个婴儿。或许从某些方面说,我的心理成熟度已超越了同龄人,但在安全感获得方面,我依然需要从母亲那儿获取,就像一个学龄前的婴儿一样。

  很多时候,我看着母亲照顾我们,专注于每个细节,像一个小女孩在包两个布娃娃。我的眼睛便偷偷湿润了。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有她们三个在一起“玩”,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了。世界原本是这样美好和简单。


  母亲为我们穿衣服,系鞋带,把衣领抻平,整理头发,天冷了就披上披肩,盖上毛毯,灌上热水袋,温度降低了不管用,温度高了又怕烫着,所以要反复调整位置,不断地掀开毛毯再盖上。脚歪了要随时摆正,裤腿也不能拧着。坐得时间长了,母亲就给我们活动活动,她动作很快,看上去很幽默,我们便都笑了。


  我们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母亲心头,除此之外,在母亲的生活中我再也找不到别的大事了。


  或许我什么都不算了解,但是我不能说我不了解母亲,因为母亲是相对于孩子而存在的,而我始终都是一个孩子,每时每刻的第一角色都是一个人的孩子。


  从我这里看,我看见了那么多的、那么深的、那么柔软的、那么坚硬的、那么细微的、那么宽广的母亲。


  然而,我想写一写她,却感到了巨大的难度。因为她离我太近了,近得我看不清她的轮廓,近得我分不清哪里是她哪里是我。我从母亲的体内,来到了母亲的体外,但我仍然在母亲的其中。



  十三年前,一个近五十岁的记者采访我们,他问母亲:当初知道孩子的情况了,你有过怎样一个思想斗争?


  母亲说:没经过什么斗争。


  他更直白地说:就没有想过放弃?


  母亲说:没有。


  他很不满意地说:不可能。


  他觉得母亲不够坦诚。而母亲也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无论做事还是聊天,我的父母都喜欢迁就别人。现在她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这个关注我们家的记者,可是我的母亲却怎么也想不出,自己应该有什么思想斗争。


  母亲出汗了,她悄悄走过来问我:这该怎么说啊?


  我说:他爱信不信,你实话实说就行了。


  当时如果不是有熟人介绍,幼稚的我真想中断这样的采访,我又何必让母亲遭受这样的质问。


  不过,他的提问让我有了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疑惑,一个母亲,难道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她的孩子吗?没有考虑过放弃是不真实吗?难道考虑放弃才更真实,更容易让别人理解?


  多年过去后,我才明白: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残酷说出一个合理的逻辑,找到一千个理由,而一个人要想为自己的善良说出什么逻辑,找到什么理由,是困难的。因为真正的善良,不在任何一个逻辑之内,不需要任何理由。母亲又哪来的思想斗争呢。


  我们居住在母亲内心最柔软的部位,这里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母亲对孩子视为自己一部分的自私的情感,另一种是善良的人被需要她的弱者唤出的无私的大爱。因此,我们可以幸福地存活。


  母亲这个称谓是高尚的,因为无论谁,当她成为一个母亲,一定会将她最多的爱给予她的孩子。但面对一个残疾孩子,这份爱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这不仅关系到单纯的亲子情感,更关系到一个人的境界层面、价值认识、人格和良知。


  在复杂的人性面前,我的母亲做着最简单的事。


  然而,我的母亲又哪能只有纯粹的简单呢。


  母亲有一个梦,做了上百遍了。很多早晨,她都带着昨夜那个梦的惶恐和不安醒来,仿佛还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梦。她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还不肯睡醒的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有时候“嗯”一声。每次母亲都讲得非常认真,而我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不听我也知道她在讲什么。


  梦中,母亲抱着我们,背着包袱,从娘家回来,天快黑了,还下着雨,路很难走,母亲找不到道儿了。往哪里走啊?母亲不知道问谁。地上的水不知有多深,不敢下脚,只有一条容一个人过的泥路在水的中间,母亲说,这还掉下去了哩!她硬往前走,因为没有别的路了。那路特别的软,根本站不住,包袱掉下去了,孩子也掉下去了,又是泥,又是水,越陷越深,可是我们软得像面条一样,怎么扯也上不来。母亲就一边喊叫一边扯。母亲这个时候会说梦话,很多时候天已经有些亮了,母亲带着哭声的喊叫,一句也听不清,但那急切和无助却从梦中溢了出来。我会叫她两声,她“嗯”一声,我们继续睡。我以为这样就打断了母亲的痛苦,但只是让她的梦不连贯了。母亲带着我们回到家中,每当这时,她总会着重描述当时的场景。那棵枣树还在呢,院中晾晒着好多祖父的衣裳,祖母在烧火做饭,祖父在扫院子,可是谁也不搭理她。父亲在屋里算账(那是他多年来做会计常见的场景),也不搭理她。母亲给祖父祖母说好话,给父亲理论,母亲就这样又哭醒了,一整天也不会逃脱这焦灼的心情。


  这样的梦,我小时候她就做,现在还做,发愁的时候她做,不发愁的时候也做。这样的噩梦伴随了母亲三十多年。


  小时候听母亲讲梦,只觉得可笑,梦还当真。后来,我接触到了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便开始暗暗拿母亲当实例来分析,才发现,母亲的梦怎么能是无稽之谈呢。那和母亲、和真实的生活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当然不是和外在的生活有什么直接联系,我的祖父祖母父亲远不是那样无情的面孔,而是母亲以及她创造的生活内在的揭示。


  用多年的时间,像缠一团线一样,慢慢地,通过母亲这个一再重复的梦,我隐约看见母亲的内心深处有这样几个词,拯救、惶恐、冷漠、无助,而母亲每天所做的事,又何尝不是在这些词的推动下,变化着模样的讨好和斗争呢。


  母亲的心是纯粹的,就像一只小船,只承载着我们,然而它却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路搏击。小船内是柔软的、光明的,而小船外却是无边无际的狂风暴雨,天昏地暗。


  母亲用巨大的恐惧,保护了微小的幸福。



  正是因为孤独,母亲成为了一个极其要强的人。家里的事她总是冲在前头,无论好和坏,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很多人都说,你们可以找找上头,一个农村家庭有两个这样的孩子,政府不会不管。但母亲却从来没有向政府申请过什么救助,找过什么政策,她说自己生的自己养活。


  我去大学听课,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同意了同学Z帮我拍卖诗集,也就是接受了捐款。虽然母亲支持我所有的决定,但在一次疲惫中她发牢骚说:有钱就念没钱就不念,干嘛要人家的,丢人现眼!母亲的话就像一个秤砣,瞬间扔进了我的心里,砸得生疼。


  或许母亲的要强有些过激,但对于她的人生,却是必然的。大多数人的要强来源于理性,而母亲的要强来源于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爱早已超过了理性的认识。有很多东西靠理性是无法做到的。


  母亲不但这样要求自己,还同样要求我们。


  小时候给我留下严厉印象的,是母亲不允许我们哭。无论是看病还是打防疫针,母亲都会严厉警告我们不许哭。那时候的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何如此重视我们的表现。


  肌电图、针灸、打针、输液,受罪是小,恐惧却是一个孩子难以吃得消的。但母亲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许哭,你就说没事,不疼。虽然我很多时候做不到说那么坦然的话,但基本可以忍耐着不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母亲说的是对的。因为母亲的要求,很多医生护士都夸我勇敢。


  记得我六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灯光灰暗,我在蚊帐里躺着,痰呼噜声很大,大人们说我在发烧。医生便出现了。打青霉素针需要做皮试,这是比打针还要疼的,那次又碰巧把我的胳膊拉到我的面前,让我眼睁睁地看着,那针头扎进我的肌肤,再向上一挑,疼痛瞬间钻入心脏。或许是因为我看着,医生也有些紧张了,这一挑,便穿了,所以要再进行一次,可怕的是又穿了。要进行第三次时,我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了,开始嚎陶大哭,喊叫,并奋力做着身体的反抗。在我的挣扎中,第三次皮试终于成功了。但我却不肯接受打针了。我能看出母亲已经很生气了,因为她脸上的笑容已变得焦急僵硬,而我顾不了那么多,继续喊叫。医生没有陪着我耗下去的耐心,便说先吃点药吧。母亲送走了医生,回来便开始了对我严厉地训斥,母亲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得,只记得母亲的态度让我感到恐慌,只记得我感觉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母亲后来哭了,哭得很无助。这样的情景告诉我母亲遇到了困难,母亲的困难基本都是我无法解决的,而这次是因为我,我是可以解决母亲这个困难的。我的态度便转变了。


  母亲再去请医生之前,严厉地对我说:不许哭了。我没有说话,但从此以后,再没有因为打针输液这些皮肉之苦而流过泪。


  不仅这一条,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母亲不许我们在外面要嘴、耍赖,说话要懂礼貌,识大体。母亲不许我们违抗她让我们洗头洗脸的命令,她每天把我们收拾得像过儿童节的小朋友一样。


  我的头发光滑黑亮,又特别多,母亲每天都变着花样为我梳辫子。母亲的衣服一件可以穿好多年,但她舍得给我们买衣服,虽然不昂贵,但必须整洁干净,鞋是鞋,袜是袜。不仅是我们身上,我们的周围母亲也不肯放松。母亲说:你们是花,周围的环境就好比是绿叶。


  从母亲的回忆和姨她们的话语中,我得知母亲从小就是一个爱干净和追求情趣的人,母亲做闺女时就爱在家里扫院子、擦桌子,以至于没有心思学会针线活儿。母亲经常说以前生活水平低,没有干净的条件,现在多好。谁谁谁邋遢了一辈子,不像过的。在母亲的心中,干净是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或者说是一个人尊严的体现特征。所以母亲对我们这方面怎么能要求不高呢。


  母亲总喜欢在别人面前夸赞我们,爱学习,学得快,既懂事又聪明。那时候,我总觉得母亲虚荣。母亲从来不说照顾我们的辛苦,当别人说体谅她的话时,母亲总会把我们说得什么事情都没有,仿佛她每天都非常清闲。那时候,我总觉得母亲很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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