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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嫁何方丨作者:韩振远


刊载于《散文百家》2018年第六期


婚嫁何方


●韩振远

 

多少年来,日子过得浑浑噩噩,除非有重要的事,很少记得今夕何夕,齿序渐疏,却开始掰起手指头过日子,望日出日落,月盈月亏,默念这寂寥孤独的日子还要过多少天。女儿北漂京城,已结婚生子,孩子还不到两岁,妻子与女儿婆婆轮换照看,每年在女儿家待五六个月。刚回来两天,又匆忙赶往老家,岳父母风烛残年,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需要她床前尽孝,说好半月后回来。我们的小院再显清寂。我的单身生活过得很寡淡,一年当中八九个月孤守空宅,似乎已成常态,距离成为我的星汉银河。以前与妻子在一起时,已厌倦的庸常细碎日子,如今反倒感觉温馨舒适,多少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念妻子。

我与妻子、女儿与女婿,两场半径反差极大的婚姻,让妻子的后半生注定劳碌奔忙,我的后半生注定形单影只。

妻子娘家与我同村,两家距离超不过二百米,虽不说青梅竹马,至少也算少小相知。我们这里有句俗语:好姑娘不出村。当年,岳父母之所以愿意将女儿嫁给我,并非我有多优秀,就是考虑两家离得近,他们老两口年迈时女儿照应方便。这是上一代人的普遍想法,很平常。更早的时候,姑姑也嫁在本村,与我家距离同样不远。本家七叔和七婶,两家距离才三十多米。我们村是个临近城镇的平原小村,不足三百口人,同村婚嫁的,至少有四五对。婚娶对象在周围村,距离不超过二公里的,有几十对。再远,婚姻半径也不会超过五公里。逢年过节,陪媳妇回娘家、走亲戚,或套上驴车,或骑自行车,或相携步行,吃完早饭去,悠悠荡荡,午饭后回来,到家也就下午时分,还可下地干半晌活。我母亲的姻亲圈中,三姨曾遭遇婚姻挫折,离婚后,再嫁到十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已算远嫁。外祖母每提起三姨的婚事,常感叹几个姑娘中,三姨命最苦。每年中秋、春节,去三姨家走亲戚,表哥需要将表兄弟们提前约好,一群人浩浩荡荡,早饭后去,傍晚才能回来。三姨很少回娘家,来了,当天不能返回,不得不住上几天。这可能就是外祖母所说的命苦。

老家村北两公里有座著名的黄土塬,现在叫峨嵋岭,村里人称作坡上,历史上叫晋原、清原。塬上土地面积广大,连通十余个县,只因干旱少雨,土厚井深,生活远比坡下苦焦,去坡上,要爬一面长达两公里的陡坡。坡上坡下,如同两个世界。过去,坡下人家很少与坡上人家通婚,谁家孩子若娶了坡上女孩,一定是因为家境不好。嫁过来的媳妇,直到老年,也会被人看不起,即使要强好胜,内心的自卑一辈子都挥之不去。同样,谁家女孩若嫁到坡上,一辈子都在娘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我们村里,嫁到坡上的女孩几乎没有,反倒有几个从坡上或外地山区招赘来的女婿。在乡村,招赘女婿家庭状况一般都不好,兄弟多,娶不起媳妇,招赘过来,连姓都要改,很受歧视。这些招赘女婿的婚姻半径都很大,通常超过十公里,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给家族丢脸,不愿意招赘到周围村子。前些年,水利设施改善,坡上土地面积宽广,栽了苹果树,坡上农民生活反比坡下富足,坡下人家仍不愿意与坡上通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那面长达两公里的土坡造成的心理距离异常遥远。

乡村习俗最讲地域,像一潭碧水,不能融入其中时,或浮上来,或沉下去。村里人都姻亲套姻亲,极少有外地女人。谁家媳妇若娶自外省,好像是异类,说话口音、脾气、穿衣吃饭都怪怪的,甚至神情气色、走路姿态似乎都与当地不同,终其一生,总给人一种隔膜感。我岳母原籍河南新安县,十三四岁随母亲来到山西,嫁给岳父已近七十年,口音里仍能听出河南话,生活中也能看出不同于当地的习俗。晋南在山西算富庶之地,有几年,常有外地人来逃荒要饭,女人拖着面黄肌瘦的孩子,戚戚哀哀,走在街巷里,逢人便露出可怜兮兮的眼神。这种场景,是村人对外地女人的总体印象。我上小学时,有个同学母亲是个安徽人,当时已三十多岁,身材高挑,面容姣好,却始终不能为同村人接受,连干活、逛集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这位同学到婚娶年龄,媒人为他介绍对象,对女方父母说:这孩子什么都好,就他妈是外路人。言语之间,仿佛娶了外地女人,是个不可弥补的缺憾。

清代至民国,晋南地区在外做生意的商人众多,民国版《临晋县志》记载:“民国纪元前,县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无余丁及质地鲁钝者,悉遣赴陕省习商。”这些经商的年轻人,虽常年漂泊在外,娶亲却在家乡,娶来的媳妇也留在老家,生儿育女之外,还要料理家务,侍奉公婆。若带回来个外地媳妇,一定是生意做大了,带回的二房;也有老家媳妇不幸去世,在外另娶妻室的。我的两个舅舅,年轻时即外出,在西安做生意,后来当了掌柜、经理,两位妗子无一例外,娘家都在老家,婚姻半径超不过五公里。

旧时婚姻半径的大小,与家庭状况和个人境况好坏,往往成反比。家庭条件越好,个人条件越优越,婚姻半径越小,反之越大。我祖父曾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娶的是富贵人家姑娘,岳家在镇北四里,成婚后,有了我父亲和一位叔叔。第二次成家时,因为是二婚,又有两个孩子,继祖母娘家不光经济状况差,还离得更远,在镇西北十里。第三次成婚,家道中落,祖父本人已年过三十,岳家的光景更差,与第二次婚姻相比,婚姻半径虽没扩大多少,却上了峨嵋岭,若以现在论,等于娶自贫困山区。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种状况仍没有改变,因为户籍管理严格,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农村青年,婚姻半径很少超过十公里,古老的村落里,几乎看不到年轻的外地女性。偶有谁家孩子在外地工作,带回来个外地媳妇,乡邻会像看大熊猫一样稀罕,当面夸赞,回来后却阵阵窃笑,说饭也不会做,鞋底也不会纳,仿佛娶回来个灾星,以后必会败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还是个小学生,一个冬天的上午,与全校同学站在寒风中,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迎来了一批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以后几年,我们那个小镇上,不时出现男女知青悦耳动听的京腔,给村人印象最深的,是穿方口黑布鞋、着蓝色上衣的女知青,尽管她们行事作派都带有大地方人的气度,可村里人并没有高看她们一眼。干活时笨手笨脚、一无是处的生活能力,没有哪个乡村青年将她们作为想象中的婚姻对象。

厚重的黄土地,培育了一方民风,同时也将一方百姓死死拴在土地上,形成一个封闭的姻亲圈。村人婚嫁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寻寻觅觅,说媒拉纤的,多是邻里乡亲。他们的生活范围就这么大,往往是一个姑娘嫁到某村,又会将该村的姑娘介绍到娘家村子,两村数辈人之间,发生婚姻关系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媒婆的形象不太好,伶牙俐齿,坑蒙拐骗,不知有多少乡村青年因媒婆毁掉一生青春。实际在乡村,说媒被认为是积德行善,并无职业媒婆,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媒婆,不过是乡村古道热肠的女人。她们的生活范围仅限于本乡本土,并不一定能说会道,掌握的婚姻资源有限,婚介对象不过是姻亲朋友圈内的青年男女。她们成人之美,也毁人之爱,成就姻缘,也毁坏爱情,但乡村离不开这些人,乡村婚姻大多由她们撮合而成。

当年,我与妻子的婚姻就是由同村女人说合的。说媒的女人大我两辈,属祖母级,实际很年轻,结婚也没几年,不过二十多岁,是个腼腆俊秀的女人,与生人说话都脸红。我与妻子同村,一天三晌在一起干活,知根知底,经她两面说合,等于捅破了那层纸,水到渠成。岳父母同意女儿这桩婚事,原因是两家离得近,可相互照应。令岳母没想到的是,高考制度恢复后,我上了大学,本来门当户对的姻缘,一下变得不对等。我们已相处多年,却还没有结婚,岳母担心这桩婚事不能成,连看我的目光也与以前不一样,不再那么挑剔,带上几分疑惑,又有几分担忧。在岳母战战兢兢的期待中,我们结了婚,岳母又有了另外一种顾虑,担心我将她女儿带进城里,虽然我工作的小城,离村子只有二十多公里。结婚十多年后,我在小城有了住处,一家人迁过来。回想父母的初衷,妻子每隔几天都会回去看望两位老人,岳母还是感叹:当初,同意你们订亲,就是因为两家离得近,谁知道后来离这么远。仿佛我能娶她女儿,与我这个人没关系,是沾了两家距离近的便宜。

大约从新世纪开始,村子里不时出现嫁娶远方的婚姻。每当有男孩领回外地媳妇,村里女人照例像看稀罕一样,赶过去看。若是女儿嫁往外地,无论男孩有多优秀,当父母的都显得很无奈,好像从此会失去女儿。近几年,异地婚姻更多。晋南民风尚文,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各家都只有一个孩子,父母望子成龙,自己再受苦,也要让孩子读书上大学。带来的结果是,孩子毕业后工作不一定有多好,男孩会带来个外地姑娘,女孩则会嫁往外地。这些婚姻有的跨省,有的跨市,还有个别跨国的。每年春节期间,村子里好像是各地女孩的T形台,展示出不同风采。我算了算,小小的村子里,娶外地媳妇的男孩,竟有十多个。这些外地媳妇光鲜亮丽,只有春节那几天,在村人眼前一闪而过,模糊得像个影子。嫁往外地的女孩更多,嫁出去了,好像永远消失,只有当父母收拾行囊,准备外出看女儿时,村人才想起这女孩的存在。这些异地婚姻,带给父母的是操不完的心,若有谁长期不在村里,不用问,一定是去外地带孙子、外孙了。

异地婚姻的增多,加剧了乡村的凋零。年轻人之所以能异地婚娶,多因为漂泊在外,在打工地找到了伴侣。即将进入老年的父母则是被动地随儿女去异地生活。留给家乡的是抛荒的田野和凄冷的村舍。我们那个小村里,每到农闲季节,几乎家家门户紧锁,儿子、女儿出去了,父母也跟着出去了,随年轻人进了城,去过陌生而又艰辛的城市生活,只将一座座废弃的院落留在村里。我算了算,老家那条巷里,原来有21户人家,如今,常年留在村里的,只有三户。前几天回到村里,一个儿时的伙伴感叹,有时心烦了,别说打扑克凑不起一摊人,想找个人喝酒倾诉都难。

因为年轻人纷纷逃离,大片土地撂荒,这几年,农村土地流转成为政府倡导的热门话题。在中国乡村,农民并没有土地所有权,连祖先传下来的老宅院,宅基地也归国家所有。农民自己只有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所谓土地流转,即承包土地的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别人,获取转让费,或者入股分红,以便土地集中连片使用。一次会议间歇,我与一位朋友说起这个话题。朋友长期生活在农村,是个有名的苹果专家,对土地流转有着独到的看法,说:从长远看,土地流转是好事,现在政府虽然有倡导,但还是遇到麻烦,许多农民宁愿土地撂荒,也不愿意流转给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土地就是他们的根。这只是暂时的。十五到二十年后,你再看,不用做工作,村里人会争相把土地流转给企业。我问为什么?他回答:你想嘛,现在田里干活的都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就是农忙季节,你到田里看看,哪能找到一个年轻人。如今的年轻人,娶媳妇很少有周围村的,而且结婚前都有一个条件,要有车有房,村里有房那不叫房,城里买的房子才叫房。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生活在农村,城市才是他们的理想家园。村里的房子再好,也不会住。你想想,过上十五到二十年,这些对土地还有点感情的人都老了,干不动了,土地撂荒面积会更大,年轻人又不愿意种庄稼,与其长年撂荒,还不如转让给别人多少有点收益。

也许是因为我曾长期在农村生活过,也许因为年龄,朋友的话,让我感到一阵阵悲哀,果真如朋友所言,以后的乡村还是乡村吗?过后又想,如果真这样,对于中国乡村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进步?至于文人的怀乡情结,只是一种浪漫虚幻的想法,若让他们长期在入不敷出的土地上劳作,恐怕没几天也会逃离。

我家兄弟六人,子侄辈十一人。我们这一代人成家,婚姻半径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公里。我在家行三,与大哥年龄相差十多岁,婚姻半径最小,不到二百米。六弟与大哥年龄相差二十多岁,婚姻半径最大,跨了县,也不过二十多公里。子侄辈中,大哥有三个孩子,大侄儿和大侄女属六零后,比六弟还年长。另一个侄儿属七零后,与六弟年龄相差无几。三个侄辈婚姻半径也很小,全都婚嫁当地。其余几个子侄辈结婚时间都在2000年之后,婚姻半径似乎在一轮轮扩大,二哥的孩子娶的是一个桂林姑娘;我女儿婆家内蒙;四弟的女儿是跨国婚姻。大侄女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当过几年兵,复员后远去西藏拉萨创业,自己开了家宾馆,打拼不过三四年,领回个苗条秀丽的贵州女孩,如今已结婚生子。大侄儿是个下岗工人,有一儿一女,女儿北漂数年后,远嫁云南。婚礼后数天,携新婿在老家镇上请客,我从县城赶回来,刚下车,远远望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拄根拐杖,颤颤巍巍,朝饭店走来。走近看,是嫁在同村的姑姑。老太太已近八十岁,腿脚不便,娘家无论大小事,总要赶来,以姑奶奶身份,指点不到处。嫁出去六十年了,依然为娘家人操心。

异地婚姻给操办喜事带来诸多不便。时至今日,我们这里举办婚礼仍按古礼,男方要迎亲,女方要送女。举办婚礼那天,新郎倌骑上骏马,身披红花,在礼炮声中,伴着乐人吹打声,先去新娘家迎亲。新娘离开家门前,先与新郎跪拜祖先高堂,走出娘家门,由伴娘扶持跨上骏马,叫“上马”。随后,鼓乐声中,由迎亲队伍陪伴,浩浩荡荡,先在街巷里巡游。至婆家村里,又是一番巡游,到婆家门前,方才下马。这样做,一是增加喜庆气氛,二是让村人一睹新娘风采,认识新人。

若是异地婚姻,这个过程会很麻烦,仪式却不能少。新人即使在工作的城市已办过婚礼,回到家乡仍要再补办一场。既要迎亲,就要有迎亲的地方,变通的办法是,先在城里找一家宾馆,为新娘收拾一间闺房,贴对联、窗花,挂上彩带,有的连整个宾馆都营造出喜庆气氛,搭彩门,放气球,铺地毯,将宾馆弄成新娘的家。我曾出席过许多次这样的婚礼,望着从宾馆送走爱女、孤零零返程的新娘父母,有种悲凉的感觉。

女儿举办的就是这样一场婚礼。女儿远嫁内蒙,婚礼前两天,我和妻子赶往内蒙的一座城市,女儿的临时闺房设在宾馆的一间套房内,布置得喜庆热闹,对联、窗花和大红喜字一应俱全。第二天,迎亲车队接走女儿后,人去房空,我与妻子收拾完东西,坐在女儿的临时闺房内,相对无言,默默垂泪。迎亲队伍看似一瞬间接走了女儿,我与妻子却前后在宾馆中呆了三天,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是喜庆气氛中的心理煎熬,仿佛生离死别。小两口看似共同生活在北京,妻子总感觉女儿嫁在遥远的蒙古大草原。

以后又出席过几次这样的婚礼,感觉社会开放程度越大,婚姻半径越大,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的空间越大。儿女婚嫁何处?父母们越来越迷茫。前两天,与一位朋友聊天,再次谈到这个话题。朋友的独生女儿很优秀,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现在已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年过三十却未成家。他为女儿自豪,又不能不为女儿的婚姻担忧。问他希望女儿找个什么样的女婿,他说:作为父亲,对女儿的婚姻只有两个要求,一是别嫁到国外,领回个金发碧眼的女婿;二是对象年龄别比他这当爸的还大。说完,又感叹,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想,现在的婚姻半径已大至无限,起码,他没法要求女儿做到前一点。婚嫁何方?连孩子本人也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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