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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钥匙丨阿成

阿成


家的钥匙

阿 

 

  又十多年过去了。

  重翻过去写的这几篇文章,而今我又要重新改写,重新修定,我想,如此或许能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也更加顺畅一些的罢。然而,心里却是伤感的。

  我很爱我的母亲。无论是清明节还是旧历的新年,我照例是要给母亲化些纸钱去的。我当然知道这是迷信——可是一个做儿子的,还能用什么方法寄托对母亲的挚爱与哀思呢?

  在远离城市的郊野上,烧化的纸钱是有温度的,尤是在清明时节,东北大地,春寒料峭,我想,那纸火的温度一定是母亲奉献给儿子的爱罢……

 —— 题记


与母亲同在


  母亲是在她74岁的时候离世的,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写这篇小文,的确是为了排遣儿子对母亲的悼念与惜怀之意的。

  那是在早春时节的一个星期六,这在西方是公休的日子。母亲原本是选在这一天出院的。当时,母亲因病困在医院已三个月有余了,当老人家的身子略感好些的时候,便萌发出了出院的欲望。母亲对我说,三儿,我出院后打算上你那儿住几天。

  我的家在松花江的边上,紧临东去的江水。在母亲还未病重之前她曾独自去了一回江边。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常在松花江边洗衣服。现在她老了,头发白了,她依然怀念那江、那水。也可能母亲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告个别吧,于是独自去了江边……归来时,毕竟是古稀之龄了,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老人家转了整整一天。

  我想,母亲说出院后要到我家住,一是我的家在江边,还有做母亲的最疼的自然是自己的小儿子了。我时常闭上眼睛想象母亲在我家住的情景,甚至还推想到老人家处处小心地顺着我们一家人的习惯,说话、做事的样子。但是,有些事是不可以预想的,即若是设想也如此,设想与推想之后,怎能不让儿子暗自神伤呢?

  说来,儿子本可以在母亲瞑目之前见她老人家一面的。只是开往省医院的公共汽车为了赚钱,长时间地停在站台上等客不走,就这样耽误了。我到了省医院,是随着拿着强心剂的护士一道奔跑着去母亲病房的。

  我仅仅晚了两分钟,两分钟之前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母亲在临终前没能见到她的小儿子,她或以为小儿子还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来,如果她知道再挺两分钟就能见到儿子,她无论如何会再支撑着坚持两分钟的。是啊,时间太长了,她老人家已无力坚持了,像油碗里的灯苗,她生命的能量已经耗尽了。由于儿子耽误了两分钟,造成了终生的遗憾,犯下了一生都不可以饶恕的错误!

  我和母亲就是这样在人世间分手的。

  跑到病房里,先我而到的兄妹们正环立在母亲的遗体周围,一律垂首观察着。儿女们很难相信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母亲紧闭着双眼,大张着嘴。那一瞬间,我感到了母亲的躯体里正迸发着弥大的呼吸欲望,这个欲望在冥冥的天宇之中如雷如飚地涌动着——让儿子站立不稳了。

  母亲辞世的时候,她的手上戴着两枚假的“金戒指”,都是黄铜的。这是一种极为普通的金属。母亲也是女人啊,她非常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自然也热爱美。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女性的生命质量呵。

  先前,没心没肺的儿子并不知道母亲手上的戒指是铜的,母亲也从未告诉过我。母亲年事已高,大约是羞于启齿老人家爱美的心理罢。还记得在我的孩提时代,同母亲去合作社买发夹。依我看,所有的发夹都是一样的,仅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年轻的母亲在柜台上挑了许久,她总能从“一样”中挑出不一样来。那年母亲才三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母亲像全国大多数的母亲一样正经历着贫穷。其实,并没有人能对贫穷做出合理的解释。现在想来,穷人不过是生命的一种形态而已。母亲对饰物的选择是不可能引起富人们注意的,它只能在同样贫穷的妇女当中引起啧啧的赞美。这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美的形式与饰物,其实也是穷女人们中的别一种沟通方式。

  我的母亲是满族人,满族人死后是不戴帽子的。从母亲身上拔下所有的针头与氧气器械之后,穿好了“寿衣”,兄妹们便推着单架车送母亲去“太平间”。路上,兄妹们遭到了守尸房老人的喝斥:“怎么不给老人戴帽子呢?快去买!”震惊与羞愧之下,二哥飞速地跑出去买回了一顶。那是一顶汉人老太太常戴的那种帽子。

  后来,读萧山先生的《清代通史》,我才知道,满族人死后是用白布缠头,不戴帽子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从未告诉儿女们她是满族人。在她重病期间,她只说:“我死后,不要给我戴帽子。”

  母亲,委屈您了。

  一个人,当她是穷人的时候,自己属于哪一民族其实是无所谓的。抛开宗教及信仰的区别,人类世界上其实只有穷人与富人两种。穷人与富人的话语永远是不一样的,他们拥有各自的凝聚力,各自的文化,各自不同的心灵,各自的价值观,各自的力量。这一人类心灵的模式纵然有回天之力也改变不了。

  我的母亲还是一位基督教信徒。大约是基督的教义使她在晚年的生活变得平和,并充满了和煦的风。老人家阅读《新旧约全书》时,比我这个半吊子知识分子的儿子还要细致。一个灵魂从贫穷进入宗教,这是一个飞跃。圣父圣母的产生,使得人类中某些窒息的灵魂洒满了生命的阳光。在这本《圣经》的扉页上写着我母亲的名字。字写得很好,笔画都很到位,显然是毛笔字的功底。母亲小的时候念过私塾。我还听说,母亲念过旅顺的女子中学。旅顺是一个港口城市,与海外相衔,圣父的意志是否从那个时候就泊进了母亲的心灵呢?

  母亲排行老二,她还有一个姐姐。她的姐姐已经先她而去了。母亲活着的时候,姐姐的死她并不知道,或许她不想知道,更不愿去面对,她和她的姐姐感情极深。母亲还有一个弟弟,在遥远的成都,想来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母亲活着的时候,他们感情就很好。母亲将这种血缘的亲情,动人地延至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母亲去世之后,我们并没有告诉他,就让他一直以为他的二姐还活着罢。

  母亲咽气之后,脸上毫无痛苦之痕。大约母亲已经将生死看淡了罢。

  自古以来,崇尚自然的满族人很喜欢鲜花。这还是好絮叨的老父亲告诉我的。前不久,我去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在去嘎仙洞途中的旷野上我采了不少健硕的、风姿绰约的野芍药。是夜,我乘火车将这束花带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哈尔滨,回到家,我将这一束丰硕的花插在注水的花瓶里。然后,从那本《圣经》里取出母亲的遗像,摆在这一大束野花之前。

  我泡了一杯热茶,坐在母亲的面前。母亲正看着儿子,儿子的心极为平静。

  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能使儿子的心平静下来。

  由于母亲喜欢花,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在家里饲养了不少花。但是,这些花在母亲咽气的那一天,全都蔫了,败了。草木通情呵——

  母亲是一位性格优雅的女人。她住医院期间,同病室的病友都很喜欢她。有的病友出院后还常回来看望她,帮她梳头,说一些女人们的话题。母亲也经常拾一些小笑话讲给她们听。

  母亲的溘然长逝,病友们都落了眼泪。一位老妇人说:“我们得哭几声,给老姐姐送个行……”说着便放声痛哭起来。

  那是怎样叫人心碎的哭号呵!

  母亲总喜欢对别人说,她的儿女们如何的有出息。开始,我们总劝她不要说,世事险恶呀。母亲不高兴了,说:“好,好,我不说。”

  现在我懂了。作为一个母亲,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儿女出息了一点点更值得老人家高兴的呢?我想,世上所有母亲的人生理想大抵都是如此的罢。

  在芸芸众生的社会上,儿女们都活得很小心,以至于很机警,似乎是这个国度的千年文明决定了人们的事事谨慎,即便是偶一的自夸,或者来自母亲的赞誉,都可能给儿女们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难道这当真是一个没有母亲的民族么?

  母亲一生度日节俭,“爱人敬物”是她的人生准则。

  在母亲临终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儿女们纷纷给她买一些高档的菜肴,但她老人家只能吃一小口了,即便是这一小口,也如同做沉重不支的体力劳动一样。艰难地吃过了,母亲一定会说,好吃。

  这里,我想劝劝做母亲的,趁着牙口好,人还硬朗,别舍不得吃呵,赶到人老了,牙不行了,再加上有病,就吃不下了。

  有人提倡人生当有伟大的理想。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个母亲,也无需把理想腾飞到怎样的巨大,为儿女,为自己,多吃一口人间的美味,未见不是一种优美的人生态度。

  母亲走了多年了。夜里,我独自坐在自家那张老旧的写字台前,于万籁俱寂之中,窗外夜行的松花江水走得如诉如泣,我像一条可怜虫又呜咽流泪不止了……


  


  老父亲病了,是脑中风,住在干部病房里。干部病房的条件与环境的优厚哟,是我这个当儿子的永生永世也望尘莫及的。老人家已是74岁的古稀高龄——这是数以百万计的中青年为之奋斗与渴望的年龄呵。然而,病榻上的老人家绝无那种预备下世的准备与颓废,在他中风的脑壳里始终充满着生命的灿烂阳光。这几乎让我这个做儿子的目瞪口呆了。我甚至是第一次感到生命的顽强与潇洒。

  躺在沙发床上的老人家,有一半的身子已不能活动了,说出来的话像从浑浊的深水中来,我只能感到气浪的款款涌动,却辨不清勃勃活跳的语义了。

  父亲年轻时相貌堂堂,可谓是一表人才。刚刚光复的时候,他曾经在铁路业余文工团饰演过蒋介石。同时,他也写过话剧剧本(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演过话剧。父亲说,土台下的掌声是雷鸣般的。我觉得父亲特可爱,特天真。

  我的父亲大约算是自学成才。当然,所谓的自学成才自然也需有一定的基础。父亲在伪满时是国高毕业。光复初,在他没有工作的那一段日子里,几乎一天不落地泡在哈尔滨市图书馆里,自学土木建筑。书看得挺深入,挺严肃。有了这样的“基本功”,解放后他考上了哈尔滨“新东建筑公司”。去报考的有上百人,但仅录取了他一位。后来,因专业能力出众又升为计划科的科长。但是天天开会,受教育。父亲是从旧社会、旧政府出来的旧官吏,官不大,是“属官”——属官是什么官呢?不清楚。他还间或地做过日语翻译。因为个人历史上有污点,或者说历史本身就有污点。这样子,在新社会的工作单位里,父亲表现得非常谦卑,好像被旧部抛弃了的、无家可归的人,为了谋生,见了谁都点头哈腰的,脸上堆着笑。

  但是,同事们仍旧对他保持着距离。

  据讲,一个中型企业的基建预算,一个专门的班子,十几个人,半个月也没算明白。父亲只用了一个大半天的时间就算得无懈可击。果然是他的才能太出众了。据说,与他共事的一些人有一种被伤害感,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挑衅。

  父亲的另一个可爱之处,在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极其虔诚地要求入党。凡四十年来,他写的入党申请书足有两部长篇小说那么多——两部长篇小说,在当年,至少可以得八千元以上的稿费。父亲向单位的党组织奉献了价值八千元以上的忠诚。但基层党组织还在考验他。逢年过节,年初岁尾,或者有什么政治活动了,他一准儿地要向党支部写“思想汇报”,写的时候,点灯熬油,至诚至真,苍天可以明鉴。在工作单位里,只要是党员同事父亲就害怕,怕他们在讨论他入党时不举手。每年的“七一”是党的生日,也是新党员入党的日子。父亲盼了一年又一年。可是,每逢“七一”前夕讨论他入党的时候,准准的,会横生出一个莫须有的“问题”。“问题”出现了,自然要调查。赶着调查明白了, “七一”也过去了。等来年吧。来年又是旧戏重演。

  “七一”,新党员要对党旗宣誓了。支部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要“旁听”,受教育。父亲当然得去。

  临近这样的日子,父亲的心情自然不好。一个人心情不好是需要发泄的。可往哪里发泄呢?往哪儿?!单位里他不敢,那他还想不想入党了?于是就找茬儿训我们,好像我们几个无辜的儿女反对他入党似的。多少年以后,我见到了当年始终反对父亲入党的那个人,这老家伙早已退休了,他见了多年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儿子,还那么牛皮哄哄的。我就纳闷了,你以为你是谁呀?我恶狠狠地盯着他的时候,竟无耻地笑了——但必须承认,他是“胜利者”。

  老人家已经躺在病榻上了,“武功”全废了。我在一边负责看护他——所谓看护,就是照顾他喝水呀、大小便方面的一些琐碎事。他总躺着,大便就干燥得很,怎么也便不出来,“哎哟哎哟”的,或像牛那样封住嘴,喘着粗气,然后再张嘴“哎哟”。如此折腾两个多小时。父亲一边哼叽一边说:“阿成啊,我一辈子也没遭过这么大的罪呵!”

  我说:“别哼叽了!这算什么罪呀?!”

  父亲立刻没动静了。

  我一夜未合眼,不知道我是不是应当向他道歉——

  翌日,一清早,我满面春风地伺候父亲,并真诚地告诉他:爸,你的父亲能活93岁,你也能——这是遗传学的基本法则。

  父亲胆怯地看着我笑着,突然,用那只能活动的手捂住脑门说:“小时候,我打你们……”然后,失声痛哭起来。

  我低下了头。再抬起头来已是泪水满面了。

  我咋这么浑哪!

  ……

  那天上午,我们父子聊了好久。他谈到,他想把自己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材料,从单位转到街道办事处——退休了嘛,申请入党的事归地方管了……

  我定定地看着他,好久好久没有言语。

  后来,我还是由衷地谈了自己对人生,对一些事、一些状态的看法,谈了人的血性与脊梁!

  老人家听了之后,再度流泪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竟像小孩子似的抽泣起来。

  我知道,入党——他一生的目标啊!如若把这个神圣的目标牌从这个年迈的老人面前挪开,他一定很伤心,非常非常伤心。

  眼下,父亲的病已大为好转了,老人家已经能自己拄着手杖,到楼下的脚角那儿,在灿烂的阳光下,同当年那些整过别人或者挨过整的,但都已经退休或者离休的老人们,一块聊天儿,聊“天凉好个秋”罢。

  父亲应当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了。

  儿子祝愿他活到100岁,超过他的父亲。

 

钥 


  母亲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看望父亲。原因是我同父亲极少有共同的话题。

  年届八十岁的父亲,现在和离了婚的二妹在一起生活。还是在那个旧楼上住。先前,那是一幢看上去还不错的新楼,但十几年下来,就有点落伍的意思了。再加上父亲的年迈,那种落伍的感觉就更加浓重了。

  二妹是一个十分勤快、又爱唠叨的妇人。所以,父亲的生活起居不用我们兄弟担心。说起来,这事儿还真得感谢二妹。

  母亲活着的时候,父亲的生活是由母亲来照料的,他们是相依为命。人进暮年,相依为命大抵是老一代夫妻的必由之路。

  父亲的身体还算好的时候,在家里可是一个喜欢挑剔的男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和母亲始终是处在一种争吵当中。自然,父母的争吵更多的时候是由母亲做出让步。母亲说,对男人来说,让他们让步是件很伤自尊的事。我却觉得母亲是在向我暗示着什么。

  尽管我同父亲谈话的时候很少,但我还是觉察到父亲仕途上的不得意。他总是抱怨母亲不出钱让他送礼。他说,如果母亲给他点钱,买些纸烟之类送给领导,他早就当上处长了。一次父亲极认真地对我说,在那个时代送几瓶罐头就行。我听了,虽然没有反驳父亲的话,但心里却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我一个当官的朋友曾跟我讲过,对那些有当官欲望的下属,就得像赶马车一样,在马头的前面放一捆草,让马总是朝着这捆草走,还要让它吃不着草才行。父亲大抵就是这样一匹不停地走,又总是吃不着草的马。

  天意难料,父亲退了休之后,母亲竟先父亲而去了 。空落落的房子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只好由离了婚的二妹搬回来照顾他。此后,父亲像一尊年久的雕像一样逐渐地风化了,开始的时候,他多少还有些挑剔的事,后来就没有了,任凭妹妹怎么唠叨,他的脸平静得像一盆水。

  我知道,父亲是孤单的。

  在母亲活着的时候,我经常回家——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儿子在社会上、在工作上或者在自己的家庭中受挫的时候才回去的。与其说是看望母亲,莫如说是去母亲那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回家之前,我一般会在楼下的饭馆买一两款传统的热菜,让服务生送上去。父亲既然已经退休了,吃饭店的事自然也就断了。儿子买上一两盘老式的热菜,也算是晚辈对离职老干部的一种理解罢。

  逢年过节,我总要托朋友弄一瓶纯正的日本清酒给父亲送去。父亲早年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他对日本清酒情有独钟。只是他现在老了,喝不动了。不过,当看到他沉迷地品尝清酒的样子,儿女们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常说,人总是生活在回忆中的。今天的日子其实是留给回忆的。明天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并不知道,更无从预料。

  父亲喜欢吃甜食的习惯似乎是受了日本人影响。记得小时候,他常做那种放黄豆的大米饭。现在我也偶尔做,味道的确是有一点特殊,有一种甜丝丝的清香味儿。

  每逢我回家的时候,母亲总会问,儿子,最近怎么样?我照例说,挺好啊。我自然不能将自己内心的苦闷与脆弱向母亲倾诉。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成家立业了,我应该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难题。更何况凡世间的事说来话长,我不应当把冗长的俗务对自己的母亲倾述。我只是想在母亲身边坐坐,说一些让母亲开心的事。这就足够了。

  记得,我每次走的时候,母亲总是说,儿子,皮鞋擦一擦,衣服穿得整齐一点,精精神神的,像个男人样。

  我说,知道了。

  从母亲那里出来,我总觉得身上增加了某种神奇的力量,人也变得有信心有活力了,可以用充沛的精神风貌去面对茫茫人海了。

  人间的岁月总是过得很快,一晃,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父亲进入八十高龄患了脑溢血后,留下了颇严重的偏瘫后遗症,并有加重的感觉,行动起来像在痛苦且麻木地挣扎,十分的困难。他呜呜地跟我讲话,可我这个当儿子的连一句也听不懂。我想,亏着有离婚的二妹照料,不然,他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二妹看着偏瘫的父亲叹着气说,看来,我这辈子不能再结婚啦。

  其实,二妹才四十多岁,人长得也周正,身体很好的,且又是个理家的好手,为了照顾父亲不再结婚,对父亲是一种大孝,但是对她自己,则无论如何是一种残忍了。

  然而,这人世上的事,亲情之间的事,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

  父亲每每听二妹说这样的话,先是呵呵地乐,然后便呜呜地哭了起来。

  二妹说,行啦行啦,这又是哪一出啊。

  父亲便立刻不哭了。

  昔日里父亲的威严在不能自理的生活中已经消失殆尽了。有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人的一生也怪可怜的。

  母亲辞世之后,长辈中,父亲是我惟一的亲人了。

  在母亲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去看望父亲,那还仅仅是传统式的儿子对父亲的探望与问候而已。想不到,时间一久,心境变化了,与昔日看望母亲的目的一样了。

  父亲由于偏瘫,行动不便,既不能接电话,也不能为人开门(他听得清你在电话里说什么,但他说的话你却一句也听不懂。于是,他不再接电话,躺在床上,任凭铃声响着)。于是,我的口袋里便自备了一把父亲家里的钥匙。倘若赶上二妹出门不在家,我便可以用自备的钥匙打开门进去。

  去父亲的家,要经过一个热闹的市场。父亲曾在这儿昂首地走过春夏,走过秋冬,那时他还在工作岗位上,偶尔也有车子来接他,或者去开会,或者去见什么人,或者去吃馆子……他总是那样旁若无人地上车,或者旁若无人地下车。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如逝水般地流走了。

  生命真的很脆弱呵……

  父亲住在三层上。

  上了楼,打开门,我一边在走廊换鞋,一边高声说,是我。

  二妹若在家,便会从厨房出来说,三哥来啦。看,咱爸又屙裤子了,臭死了。

  我就笑笑,并不搭她的话。

  家里还是老样子,和记忆里的家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窗台上的花不行了,盆盆都是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记得母亲最喜欢的那盆扶桑,自母亲死后,秋天里没人给它剪枝了,父亲也不让剪,他好像很忌讳这件事。它就那么任意地长,不再开花了。

  躺在病榻上的父亲是不能动的,缩缩成一个小老头了。我过去一脸笑容地说,爸,你气色不错啊,挺好啊。

  然后,坐下来,点一支烟同父亲聊——其实只是我一个人在说。当然,我只说那些开心事,以及自己近期的行踪。

  有时候,我同父亲也聊一些政府及政策上的事。尽管我知道的不多,我还是尽我所知地讲给他听。父亲毕竟是公务员出身。他特关心这种事。唉,人生真是一门大学问哪。

  父亲听着,偶尔也呜呜地问几句。我便极努力地去听,但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我说,爸,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父亲就不再说了。

  尽管与父亲见面总是我一个人在说,但是,我内心的那份苦楚却在这样的“交谈”中渐渐地化解掉了。

  去看父亲的时候,我从不买东西,只是塞给父亲一点钱。之后,我们父子便相互甜蜜地笑了起来。

  我知道,父亲在二妹的照顾下过得还好,我知道他不缺什么,但是,买药的钱总应该是不够的罢。

  在父亲那里我呆的时间并不长。父亲毕竟是个病人。

  每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二妹便唠唠叨叨地说,三哥,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都这么大岁数了,如果家里不给你做,你就到饭店去吃,要两个菜,要一瓶啤酒,也不贵。听妹妹的口气,好像她的哥哥在家里受多大的委屈似的。也可能是她觉得母亲不在了,才说这样的话。

  我说,好的,好的。

  我常在饺子馆里看到一些年迈的老人,坐在那里等着吃饺子。我看到他们便想到了自己的明天。我知道,我将来会跟他们一样,儿女走了,出门子,老伴儿万一又不在了,想吃饺子,只好一个人到那里去……

  记得一次女儿要买一个DVD,我们一同去了,买这种东西有促销活动,赠送一个折叠的帆布椅。我其实更多地是看好了这个椅子,心想,将来老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夹着它去江边坐坐吧……

  离开父亲的家,走下楼去,走到万头攒动的街上,心里总泛起一股莫名的凄凉。老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倘若哪一日天不假年,我这手中的钥匙不就没用了么?到了那时,其情将何以堪呢?


原载《散文百家》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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