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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山的水墨丨詹谷丰

邀山的水墨

詹谷丰


  建筑是有生命的,建筑生命的全部奥秘在于它的材料和工艺,时间和文化是这些材料最有效的黏合剂。后人在欣赏和赞叹一座建筑的时候,那些沉默的材料和时光就会苏醒过来,娓娓诉说砖、瓦、木、石的传奇,还有传奇背后那些在后人心里活着的人物。

  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为可园奠基的时候,张敬修这个刚从尸横遍野的疆场上退下来、手上血迹未干的武将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句出自一千多年前乐府民歌中的诗句,隐隐约约成为了他人生的指引。那个上午,居巢居廉也用他们执洒丹青的手,挥动着铁铲,为一座不朽的园林播下了艺术的种子。

  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张敬修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但是,他驰骋战场,奋勇杀敌,已经立下了与27岁不相称的显赫战功。早在23岁那年,张敬修便以在籍修炮台,官于广西,平思恩巨盗,升庆远同知,以战功升为知府。正当他意气风发、欲有更大作为的时候,他的平匪韬略在上司那里遭到了轻视。血气方刚的青年便想起了故乡,想起了母亲,想起了他经常吟诵的《木兰辞》。于是,一座被命名为可园的园林就在此刻萌芽于他的心里。

  有关离开战场回到家乡建造可园的动机因果,张敬修用文字作了最准确的诠释:“昔陈臬粤西,督治戎行,深以弗克迅扫寇氛,负惭重任。圣恩宽大,赋闲家居,忝荷慈荫,获亲色笑,奚廊园圃,奉太恭人以板舆游宴之娱。阁既成,谨识以‘平安’两字。春晖日永,寸草心长,载展乌私,敬寓祝延之意云尔。”(《东莞张氏如见堂族谱》卷二十四《宅里》)

  张敬修将可园的种子种在故乡东莞土地上,他以为南方肥沃的土壤、丰沛的雨水和宜人的气候会让一座建筑春笋般的拔地而起,速生成林。然而,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金田起义,张敬修武官的血性重新勃发,他在故乡挑选了三百勇士,开往广西。直到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张敬修在浔江与太平军水战,兵败受伤,回东莞养病。在离开家乡六年的两千多个日子里,可园以一种健康的姿势缓慢地生长,坚硬、牢固正在成为一座园林的本质与内核。

  可园最终竣工在同治三年(1864年)的雨露阳光中,历经十八年生长起来的建筑一面世就呈现出东莞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气象。这个时候,张敬修已经彻底告别了兵戎,濯洗干净了身上厚重的征尘,肉体和心灵都回归了故乡。战争消耗了张敬修的生命,虽然未到不惑之期,但是张敬修已经英雄迟暮了。虽然有曾国藩等人对他英勇和功绩的高度评价,但是他已是杀贼无力了。一生酷爱文字翰墨的他,在跟随了他多年的居巢居廉的陪伴下,可园当是他生命的最后归宿了。

  多年的戎马倥偬,张敬修竟然没有时间细细打量这座被他命名为可园的建筑。当他以一种叶落归根的心情和隐士的姿态融入可园的时候,兵器武力、杀戮血腥都遥远为一个朦胧的影子,金戈铁马的声音渐行渐远,只有诗词、只有丹青书画才是清晰可触日日相见的伴侣。当他身着长衫、脚穿布鞋走过青砖铺镶的廊亭,在白日的蝉噪和黑夜的萤火中走遍可园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他发现一生中展开的宣纸、研磨的墨汁、挥秃的湖笔和排列的诗行,都化成了可园的砖瓦,一座占地3.3亩的园林,氤氲着幽幽的墨香。

  可园是一个喜欢文字的人绕不过去的一张宣纸,只要你生活在东莞,可园中那片闪着粼粼波光的湖面就会留下你怀想追忆的身影。无论好坏与美丑,张敬修、居巢、居廉的风雅都是现代人的一把标尺。我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在张敬修、居巢、居廉用水墨构筑的精神世界里流连过多次,每一幅作品的背后,都闪耀着创造的心血。一个画派的滥觞,就源于这方有限的园林。

  张敬修与居巢居廉的关系和艺术渊源,是深藏在可园砖瓦材料中的一个秘密。只有岁月,见证了张敬修倾力资助居巢作画,居巢追随张敬修17年,为一座园林注入了艺术的气质;目睹了居廉客居东莞,在可园与道生园之间往返10年,用画作奠定了他在画坛的地位。而园主张敬修,则在艺术的道路上,找到了同道和知音,并且用精美的诗词、书画作品,获得了世人“公性似阔落,气极沉挚,善鸟枪,发必命中,而不与武人竞;工文艺,画尤入妙,而不与文士竞。孤行己意,磊磊落落,或招人忌。然凡事皆务实,不苟为名,于异己之美,能知之;于同人之习,能远之”的评价。

  可园具有别出心裁的建筑个性,张敬修、居巢、居廉的文字与书画,与可园一脉相承,只见创造,没有一丝一毫对古人的模仿和抄袭。所以,可园的生命能够永恒,张敬修、居巢、居廉的作品能够长久,以至成为文物。今人的书画,大多没有风骨。所谓的艺术家们,多寄生在古人的肌体上,吸吮别人的精血,他们是汉字的蚂蝗。他们用各种字体抹在宣纸上的无数汉字,没有一个是自己的,没有一点墨汁流自心头。文和字的割裂,内容和形式的分离,让我们看见了浮在水面上的油污。文、字、人,不是一个整体,没有气韵,没有呼吸,却偏偏要用书法和艺术的名义来为一具冰冷的僵尸化妆和美容。

  爱新觉罗的王朝,离我们有了漫长的距离。许多东西消失了,只有可园,只有与可园密切相关的张敬修、二居留下来了,他们的艺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高,成为了后人仰视的对象。

  我去过可园许多次,却无法考证邀山阁是谁的命名,有何种深意。古人大意,不计较名利,可园现有的所有文字中,都寻找不到这个名词来历的蛛丝马迹。琢磨许久之后,窃以为邀山阁这个名词的最准确诠释只有一个汉字——高!

  这个高字与高明无关,它代表的是一种高度。在一个远离山岭、建筑平矮的环境中,邀山阁这三个汉字寄托了张敬修超越现实的希冀,这个命名组合了一种向上和生长的气势,一种俯视天下的视野,它让一些散乱无序的砖瓦在文化的浇筑下屹立在农耕的平野上,它让贴近海平面的东江边突然站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邀山阁的海拔,不仅是可园的高度,也是当时东莞建筑的高度。俯视一片黑色的屋瓦和黄色的土墙,可园一瞬间就有了鹤立的意味。承受着时光的流逝,随着万物的生长,邀山阁的巍峨渐渐被树木蚕食了。17.5米,只是影视作品中武林高手飞身跃过的普通障碍,但在当时,却是清朝的海拔,就是咸丰年间东莞的飞鸟俯视建筑栖落的至高点。居巢在他的丹青上,记录下了这个使所有东莞人仰望的四层阁楼:荡胸溟渤远,拍手群山迎。未觉下土喧,大笑苍蝇声。张敬修邀山入怀的胸襟与抱负,同我们这个时代杨利伟的太空遨游异曲同工,它是人类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一个阶段的最高境界。可园中所有亭廊楼榭轩簃的命名,都让邀山阁这三个字独占了鳌头。一字千金啊!

  由于面积的严重限制,可园无法在3.3亩的土地上生长出雄伟浩瀚的皇家气派,任何一座建筑都不可能像紫禁城那样君临天下,傲视人间,它只能借助西域的佛法,将须弥山纳入芥子,把十七世纪的中国江南美景装入袖珍的万花筒。即使这样,可园,尤其是邀山阁,仍然是爱新觉罗王朝时期东莞人最钟情的一个地方。私家园林,是以封闭、私密、拒绝公众参与为本质的。但是由于拥有了东莞建筑的第一高度,每年的重阳登高,邀山阁便成了张敬修和他的乡亲们心仪的一个地方。

  邀山阁似乎是一个魔咒,一段时间,我内心的空间都被它占满,我无法从这个名字的秘籍中逃离出来。我知道只能去拜访东莞文史的老管家杨宝霖先生了,我从他那里拿到了进入东莞历史隧道的钥匙。我在杨宝霖编著的《东莞可园张氏诗文集》中窥视到了邀山阁这个名字的来路。张嘉谟在《邀山阁记》中说:“时嘉应张榕石太守权知郡事,命其名曰‘邀山’。叔父曰:‘公廨无山,犹十八九。可园谋野无获,负林居矣。柳山可邀,知独不可邀乎?’既营可楼,而览仍不畅,乃度园西,置杰阁,凡三层,期于见山而止。于是来青环碧,数百里之山咸赴,其高视远览,目力且为之穷,所得较柳郡不啻数倍。”可园邀山阁那把锈蚀了的铜锁,就在这些文字的触及中打开了,我在这个阁楼上眺望到了一百多年来最美的风景。

  我在邀山阁细心寻找,发现了许多古人的脚印。那些陌生的粤语,都围绕着重阳和登高的主题。茱萸折在手中,菊花插在头上,登阁的人,没有远近,亦无亲疏,不论是文人的雅集还是农夫的眺望,都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敏感季节农事,惜怜日月光阴,他们的笑声和茱萸菊花的香气,至今仍藏匿在可园的砖瓦中,只有嗅觉灵敏的人能够感知。

  在可园徜徉的时候,我胸中总有一种少年狂的冲动。那些一百多年前的书画,时时让一个内心高傲的文人折服和钦佩。我无法回到张敬修、居巢、居廉的那个时代,也不能在丹青之中留下我一个世俗之人的影子,我只是想起明代的大家董其昌,他在长安拜谒了千年前王珣的《伯远帖》,忍不住诗兴大发,添墨其后:“既草余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我不敢有丝毫面对张敬修、居巢、居廉时的自负和狂傲,我只是觉得,文人相惜,隔代神交。

  于是,我每天下班经过可园,都能听见绿绮楼的古典琴声。那一天,我在月下与张敬修、居巢、居廉相会,他们的文字、书画我看懂了,但是他们对我说的油价上升、苏丹红、毒胶囊、股市、地沟油、小悦悦、三聚氰胺牛奶、豆腐渣工程一无所知,四顾茫然。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终于在天气、品茶、下棋、音乐、爱情、节气、庄稼、大地、莞草等常见汉字中找到了共同语言,我和古人之间,彻底消除了粤语方言和现代汉语普通话之间的阻隔,新莞人和老莞人,心无障碍,时光的距离倏忽缩短为一个昼夜。

  张敬修和居巢居廉用过的宣纸,铺成了如今东莞绵延的漫长绿道,他们用去的墨汁化成了邀山阁旁的东江流水。翰墨书香,凝固成了一座私家园林的本质和形象。如果没有可园,许多人都将是东莞的一个过客。一座古代建筑,让无数来去匆匆的走马观花者,停住脚步,摘掉了阻碍视力的有色眼镜,他们在可园的古典意境和艺术氛围里,在一片文化的绿洲中,感受到了一种邀山的气魄,看到了一种建筑的高度。

原载《散文百家》2018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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