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期精选


她们丨李燕燕



  李燕燕,女,汉族,1979年10月出生于四川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3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报告文学、散文、小说作品70余篇,出版专著3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2016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2017》、《2017中国散文排行榜》、《北京文学年度报告文学集》等。


她 们 

文丨李燕燕 



  “你妈这人就是脾气坏。”当年,婆婆做家务时的消遣“小零食”里必定有这“一口”。

  我吃着婆婆买的零食。吃人嘴软,我附和婆婆,还列举出妈妈新的罪状。但妈妈脾气坏我确有体会,虽然,十岁以下的小孩对性格之类的东西不会有明晰的判断。

  车站露台上的一顿痛打,源于我在空地随意打滚,浅色的衣服沾上了浓黑的机油。过往的人,叔叔阿姨小伙伴,旅客,熟悉和不熟悉的人,都凑上来围观一个发急的母亲下力揍孩子。我哭得声嘶力竭,她气得青筋跳动。她惯常喜欢掐,掐脸,掐胳膊,我一路躲闪,她钳住我的肩膀,让我不能动弹只能挨掐。

  还有,我过敏,身上起片状粉红的疹子。小孩子家家一边抓痒一边游戏,她却坐在椅子上恸声大哭。

  “你妈这人就是脾气坏。”婆婆一边用老人特有的腔调絮絮叨叨,一边把码好米粉和作料的五花肉一片片搁在红薯块上,“晚上吃粉蒸肉。”

  婆婆脸上,余怒未消,嘴角的皱纹还扭着结。我喊的婆婆是奶奶的意思,川渝都习惯这么称呼,很亲。

  婆婆与妈妈大清早拌了嘴,婆婆不高兴了一天,可这并不妨碍家里最好的一顿依然是晚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买肉还要肉票,大荤绝对是难得的好东西。我刚学会啃排骨的时候,妈妈是长途客车的售票员,隔几天回一次家。常常在她归来的当晚,饭桌上便摆着红烧排骨或者回锅肉或者卤肥肠,使得小小的我在平日吃着莴笋叶时也有了念想。后来妈妈做车站调度,不用在外面跟车,可以天天回家,于是,晚餐也日日精彩起来。更不用说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户,挑着筐,来菜市售卖田螺、鱼鳅和黄鳝。他们的孩子也渐渐成为我在厂子弟学校的小学同学。厂里的孩子戏谑地叫“农民娃儿”。这些小男孩持着铁环,站在厂家属区简陋的柏油道上,鄙夷地打量我们住的“闷罐房子”:哈,我家刚起房子,三层楼的,有十几个房间哩!

  婆婆怄着气,盆地冬季的阴湿冻得红肿的手指,灵活地在蒸屉间忙碌。我撒娇地靠在婆婆微弯的背脊,一只手摩挲藏青的棉衣,另一只手顺势摘掉上面的花白发丝。

  “李婆婆,你也别气了,好歹你儿媳妇给你生了个这么乖的孙女,瞧把你粘的。”

  孙婆婆抱着她那只洗得干干净净的杂毛京巴,站在我家厨房门口。她住在隔壁。邻居们彼此乐于分享,就像孙婆婆把挑到的肥膘肉切成细细的小条,上浆炸成“羊尾酥”,装盘分发。那时的肥膘肉很是金贵,年轻人去割肉,家里老人都会叮嘱一句:“越肥越好啊!”大家住的“闷罐房子”不隔音,邻家的故事也会有意无意地被分享。

  一套“闷罐房子”,除了厨房被一条长长的公用走廊隔开,其余三间加起来不到二十五平米的屋子一线连起来。婆婆住在进门的第一间屋子里,那里兼着客厅和饭厅的功能,最里面的一间屋子是父母的卧室,我原先和婆婆睡在一起,后来又挪到中间的屋子里。妈妈在车站上班,五点一过就要动身,打里面的屋子出来,从我和婆婆的房间穿过,洗洗涮涮,哐哐当当。我年纪小没心事睡得沉,老年人本来就少觉又睡得浅。这样久而久之,冲突便发生了。

  事情本不大,却足够老人家气上一整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经是啥,无非就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摊开来,好多都是情非得已。

  待蒸肉的白气冒了出来,婆婆擦擦手,与孙婆婆等一块儿坐在屋前的小院坝打起了纸牌。婆婆们嘴里都唠叨着自己媳妇的不是、自己儿孙的不懂事,愤愤地说着说着,不知谁带头,讲了个年轻时的闺房笑话,后来大伙儿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妈,我带了点薄呢子料回来。颜色紫黑紫黑,适合老年人。眼看要翻春了,您拿去做件外套。”

  “唔,我看看,还可以……以后也不要专门花钱弄这些,我穿的东西还够。”

  妈妈下班回来,同院坝头几个老婆婆打过招呼,又主动与婆婆“和解”。很快,粉蒸肉的香味也出来了。

  十年后,厂子周遭的荒地渐渐冒出许多高楼。爸爸厂里也给修建了集资房,有八十多平米,在山坡上。虽小,却是两室一厅。妈妈专门给婆婆收拾了一间朝南的屋子,带着一个小阳台,摆着婆婆原来在小院坝养的兰花和紫茉莉。可惜你婆种的那两棵魔芋带不走了,妈妈有点遗憾。魔芋开花奇大无比,突兀高挑,只是味道有些臭,总能引来几只绿头苍蝇嗡营其间。

  过了两年,婆婆去世。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在病房里一字一句地教给妈妈怎么炖猪蹄才够软糯,仿佛这才是最重要的遗嘱。我和爸妈都喜欢吃炖猪蹄,除了婆婆。万恶的胆囊癌在婆婆体内,以结石的名义埋伏了很多年,她吃不得油腻。生命的最后,她念叨着要吃炖得软软的青笋头。妈妈做了喂给她。婆婆虽然只吃下两小口,却一直称赞着,继而将自己最体己的手艺告诉了妈妈。

  那晚,妈妈安静地听着婆婆的一字一句,手扶在婆婆肩上,任她那白发稀疏的头紧靠自己胸膛。我的记忆里,她们从未如此亲近。虽然,隔着十九年的时光,具体的语言,婆婆最后的模样,妈妈脸上的表情,都不那么清晰。

  


  妈妈老说,婆婆在的时候妒嫉她,妒嫉她和我爸恩爱的样子。

  我说,她怎么可能嫉妒你?她的儿子多个人关心,不是更好?

  妈妈说,你不懂。

  爷爷1976年夏天就去世了,我是1979年出生的,从来没见过他。从我记事开始,婆婆就一直跟我说,爷爷长相英俊,个头高大,最后入殓时,他的腿从灵床上伸出好长一截。爷爷特别会吃鱼,读书了得,从四川大学毕业就进了重庆大学电机系当教授。还有,每次爷爷从老家回重庆,都要带上一大罐婆婆亲手炒制的泡豇豆牛肉末。总觉得婆婆对爷爷的种种溢美有夸张之嫌,但这个定然是真的。因为爸爸说,爷爷患了胃癌,生命的最后时光,唯一能吃下的食物就是婆婆炒的泡豇豆牛肉末。豇豆是婆婆拿老盐水腌的,牛肉是婆婆积累了好久的肉票换的。七十岁的婆婆说到逝去的爷爷,被密密的褶子压得细细的眼睛,里头分明有小小的星星闪亮。婆婆那么喜欢爷爷,但两人并没有过在一块儿,一个在川西坝子,一个在山城。我年少时并没去细想缘由,但听妈妈说,婆婆爷爷跟家公家婆一样,属于旧时的包办婚姻。

  娘胎里订了亲的家公家婆很是恩爱。家婆14岁从乡下打着赤脚来城里,找到在烟厂做工的16岁的家公。几十年过后,两人退休了还想为6个子女攒点钱,在电影院门口,一个摆摊卖雪糕,一个在一旁不歇气地为老伴打蒲扇。

  婆婆爷爷又是怎样的呢?妈妈不肯告诉我。

  婆婆去世几年后,我才从一个好事儿的亲戚那里听说:婆婆爷爷早年由各自父母做主订婚,可爷爷在大学里有了女朋友,他父母以断绝供给、断绝关系相威胁,逼着爷爷回来成婚圆房。个头矮小、不能识字的婆婆,是断断不能被爷爷接纳的,更何况那俊秀多才的男子心中,只有一个独立敏慧的女大学生。爸爸出生在1950年,是那个年代罕有的独生子。爷爷不愿接婆婆一同过活,只是在爸爸十岁时带他到重庆读书。爷爷喜欢吃婆婆做的菜,临死也没能让婆婆陪在身边。婆婆孤独一生,却不愿与爷爷离婚;爷爷终其一生,未能相伴挚爱。

  二十多岁,我隐隐能够理解妈妈所说的“嫉妒”了,毕竟,婆婆身边只剩下承继心爱丈夫血脉的孝顺儿子,她怕自己再被至爱离弃。我也慢慢明白,为什么婆婆投入大量精力到厨房里。在那些物资匮乏的年头,婆婆清明前后去田间地头采回刚刚冒苔的棉花草,切碎,与糯米面混合,包上豆沙馅,蒸上一大锅喷香的“清明馍馍”,左邻右舍都有份。拿每个月剩下的最后一点肉票,换回别人都不要的猪肺,对着自来水龙头反复灌洗,抹盐抹姜汁,最后和白萝卜一起清炖上桌,哪怕不蘸辣酱,都没一点腥味。

  感念着婆婆做的可口小菜,爷爷会逢年过节准时回四川老家,让这个一直都仰慕着自己丈夫的女人得到一点生活的欢乐。生命的尽头,妻子亲手做的小菜,成为丈夫最后的陪伴。世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情感,经由岁月浸染,渐渐深入骨髓。

  留恋着母亲的家常菜,爸爸一参加工作,便把婆婆接到身边。从此,小小的单身宿舍,饭菜生香。

  婆婆也给我留下了浓重的念想,比如,蛋花烩面,那碗高中时唯一能让我大口吞咽的食物。面汤很浓稠,表面凝固着一层金黄的蛋花,底下是软烂的番茄块、土豆片、肉末、平菇丝、豌豆。满满一碗,充满热乎乎的慰藉,连汤带水地吞,周身一下畅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压力立刻烟消云散。可是,婆婆做的“蛋花烩面”,在她老人家走后,竟真的无法复制了。

  


  其实,被婆婆“妒嫉”着的妈妈,年轻时特别容易和爸爸扭着拌着。

  常常是这样:爸爸一边不知所云地跟妈妈还嘴,一边唤妈妈去帮他忙,“那件衬衣,你前两天收下来的那件。左右找不着。你要是解放前的地下党,特务肯定翻不到你藏的东西。”

  你爸这人不但装木,还无趣得很。妈妈经常说。

  无趣这点特别赞同。我帮腔。

  爸爸不抽烟、不打牌,逢年过节喝点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俱乐部特别流行晚间跳交谊舞,舞会一般九点不到就结束,跳舞的都是本厂职工和家属,彼此很熟识。妈妈在一个姐妹的游说下,也跟着去跳舞。但两次过后,爸爸就坚决不让她再去了。

  “那种舞是坏人跳的,男的女的抱那么紧,像个啥?”爸爸一本正经。

  “你们厂头那些跳舞的都是坏人?”妈妈哂笑。

  “他们还没明白过来。”

  “哦,那你看看电视,那些跳舞的是谁?”

  屏幕上播放的电视剧,延安的几位伟人在窑洞与外国友人跳着交谊舞。妈妈得意地看向爸爸,片刻语塞后,爸爸抛出一句:“那不一样。”

  妈妈有时劲儿一上来,会蹬着脚扯着嗓子喊:“我怎么会嫁给你这样的男人!”“对呀,你怎么会嫁给我这样的男人?”爸爸自我揶揄。

  爸妈的恋爱经历,我是听妈妈的闺蜜讲的。当时,区里办工人夜校,妈妈被好学的闺蜜拉去蹭课,结果那晚的数学老师就是爸爸。闺蜜喜欢数学,做了爸爸的粉丝,妈妈喜欢爸爸讲课文质彬彬的样子,拖着闺蜜课后找爸爸聊天。后来,又变成两人一块儿去爸爸的单身宿舍补课,吃婆婆做的小菜。再到后来,妈妈和爸爸谈恋爱结婚。

   “是,我这辈子瞎你那了。”妈妈说。

  妈妈嘴上爱埋汰爸爸,管得也严,可骨子里终究是崇拜。她崇拜爸爸知识高,崇拜爸爸通过自学考试拿到本科文凭。她脾气暴躁,爸爸把买肉的钱全数在新华书店换成一大摞不经吃不经用的书,也只见她沉了会儿脸,事情就算过去。她爱炫耀,在一大堆中年妇女的家常摆谈中,滔滔不绝的是爸爸出类拔萃的笔杆子,以及“一条腿下海”、从国企内退却能替“大老板”出谋划策的本事。说者意气勃发,听者敷衍一笑。因为,那群女人并没有在妈妈身上看见爸爸发达的任何迹象。

  青年时代,我违逆着爸爸,我相信我的“眼见为实”——人情社会——利益关系——城府内敛,我把我的一切挫折归结于“父亲遗传的低情商”。我愤愤地解构爸爸曾描述的一切骄傲。在我刻意制造的一次次父女冲突中,我暴躁着,像极年轻时的妈妈。而渐渐老去的妈妈,坚定地站在爸爸一边,劝阻,责骂,哭泣,用尽全力维护爸爸。

  人到中年,叛逆与锐气也在真实而多面的生活面前慢慢消退。我平静下来,连一向快如钢炮的语速也缓了。爸爸妈妈彻底老了。尤其是妈妈,枯槁且泛着点点老年斑的脸上,终日难见情绪起伏,那是一种老人最常见的神情,一如当年的婆婆。

  老去的爸爸喜欢研究电子产品,后来竟把智能手机琢磨得透透的。在爸爸指点下,妈妈学会了玩微信,自己设置的头像,是她牵着五岁的小外孙女漫步春熙路的图片。

  老去的妈妈病着,坚强着。2006年,妈妈做完大手术,腋下挂着引流管,剪成板寸的短发全部白了,走路轻飘飘,着实让人心酸。半年后,她竟一点点恢复生机。国庆,山城重庆拥挤的公交车上,她拒绝了年轻人的让座,抓着扶杆,直挺精神地站着,任由半开的车窗透进的江风吹拂那已经过耳的银发。

  


  青春的过往,现在是妈妈快乐的重要来源,她记得特别清楚,包括每个细节。她特别愿意在我面前一遍遍地讲——

  在她下乡的那个地方,小河流淌,满目青翠。傍晚时分,少男少女们拿着竹筲箕下河,不费多大工夫,便收获了整一篮子的鱼虾。“有一种鱼叫肉棒鱼,两指长,好吃得很。要是炸的话,更香。可惜那会儿油金贵着,舍不得炸。就直接煮汤,加点盐,加点河边扯来的野葱。鲜。”一次,他们抓到了一条将近七斤重的大鲶鱼,想要换个吃法,就把鱼拎到村支书家里,想要做点加工。可是生养了许多孩子的支书却从没打理过这样的大鱼,也只是开膛破肚,抹点盐加白水煮,又把自家晒的干辣椒扔了几颗进去。“可惜那么条大鱼,太腥了。”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当了一辈子“贫下中农”的村支书,穿着草鞋,踏着蜀地初秋的泥泞,进城和县份上的干部“讨价还价”,拿回十几个“回城”指标,分给村里的知青,“那些娃儿的爸妈也盼着呢,娃儿的根到底不在这里。”

  黑白照片上,刚参加工作的妈妈,体态丰腴,肩膀垂着麻花辫,与漆着粗条纹的大客车紧靠着。

  去年,妈妈差点走失,因为清明在坟上与大舅母吵了一架,突发神智不清。爸爸私底下悄悄找我,非要我带着妈妈去青岛玩。因为妈妈到底还没有离开过川渝,怕留下什么遗憾,而青岛是爸爸年轻时去过的感觉最舒适的海滨城市。

  在我和爸爸的连续游说下,妈妈终于同意8月份出去看看。出发头一天,妈妈细细收拾了一箱子的东西,甚至包括两根小调羹。我一直抱怨物件太杂,她坐在小凳子上,一边依次折叠着几张小毛巾,一边说:“这些出去用得着啊,燕来吃饭习惯拿调羹舀。”燕来是我的女儿,从小由妈妈带着。

  我和爸爸,带着妈妈和女儿,坐上了前往青岛的飞机。本来专门给妈妈留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妈妈却执意让燕来坐那个位置,她坐在燕来旁边。飞机离开地面,妈妈和燕来都扭头看向窗外。“家婆,我看见我们住的房子了,变得好小,就跟胶泥做的一样。”“燕来,你看,云朵升起来了,好漂亮。”“嗯,像绵羊,像雪山。”飞机上了千米高空,四周都是厚厚云层,妈妈才扭过头来,指着像个小壁虎般趴在窗上的燕来,跟我说:“小孩子就是开心。”一脸的满足。

  原以为海滨城市自然是空调温度,谁知高温闷热。妈妈朝我讲:“你爸不是说这里特别凉快么?”“二十多年前我来过,这里确实凉快,或许是现在环境被破坏,气候变了。”爸爸在一旁讪讪地说。顶着干辣的阳光,我忙忙地撕扯纸巾搽着头面颈子四处奔涌而出的汗水,突然,妈妈递过一张脸面大的小毛巾:“这个拿着,好用些。”这是出发前一晚妈妈特意带上的,四个人四条。柔软的毛巾散发着香味,果然吸汗又舒适。

  海洋馆里,色彩艳丽、奇形怪状的海洋鱼类让妈妈十分好奇。她在养着一群燕状小鱼的缸子前停下脚步,端详片刻:“这些鱼养在客厅里倒蛮好看的。”

  “肯定养不活,那是海水鱼。”我说。

  不过,生活得特别实际的妈妈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还是让我很惊讶。在我印象里,妈妈没有种过花花草草,就连婆婆从邻居那里拿来的小鸡长大后也被妈妈变成一罐鸡汤。就在昨晚,妈妈一边心疼地斥责我乱点菜太浪费,一边把剩下的菜汁全部倒进自己碗里。也许,数十年柴米油盐足以磨去一个人的烂漫理想,可想要的生活到底还沉睡在心里。当初,年轻得扎着麻花辫的妈妈也曾想着在狭小的新房里养上两条金鱼?也许是这样。

  路过浙江路天主教堂,妈妈牵着燕来,看见广场上伫立的一对对新人,正以教堂为背景拍着婚纱照。

  妈妈让燕来看那些披着长长婚纱的新娘,燕来惊呼:“新娘子好漂亮!”

  妈妈说:“你将来长大也会当新娘子。”

  “那我的新郎是谁?”孩子天真地问。

  “当然是你喜欢的男孩子。”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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