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内外


论游记写作之难——由《随流沙河游江南》想起丨作者:王聚敏

《随流沙河游江南》这篇游记,发表于《随笔》2010年第五期上。四年前我曾拜读再三,至今仍放不下,今天找来,重又品味,想法良多,越发感慨现代游记的写作之难!

现代游记不好写——写作时间越长,对此体会越深;写作水平愈高,对此理解愈切。故自新文学以降,除郁达夫先生几篇“纪险”“纪静”“纪梦”“纪秀”之作(论家赞称以“郁达夫游记”,郁亦有“游记作家”之美誉)外,真能让人记住的游记名篇确实不多。王静安先生云,散文一体,易学难工。而游记之作,则更属易“写”难工,即尤其难工也。但奇怪的是,直到如今,散文行里写游记的人数恐怕最多,且大家均不感其难,亦多所乐此不疲而不自觉也。但实质上要写得成功,又谈何容易?即使散文大家,比如朱自清,写“背影”、状“荷塘”,足能各臻其妙,遂成名篇。但其游记之作包括《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皆质量平平,乏善可陈,有的还真似流水账呢。最近我重读林非先生的《散文的分量》(见《河北日报》2010年12月24日“布谷”版)一文,林老在文中所论,也进一步印证了我的陋见:“朱自清先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散文家,但他的好散文不会超过六七篇,平心而论,他的文章并非篇篇优秀,尤其是游记。朱自清先生的游记作品,像是一个导游笔记,一个散文家、一个写游记的散文家不应该写导游;一个好的散文家,一个深刻的散文家,应该写出内心深刻的感受,让人家看了以后,发生灵魂震撼。”可见写作游记散文之难。之所以难写,具体说来就是,游记游记必须“记游”,非“记游”的作品不能叫游记。但既“记游”,则必涉及游记主体所游的时间空间的顺序问题,即游记主体要按物理时空顺序展开,否则就不是游记文体了。但既按“物理时空顺序展开”,作者便面临着一个陷阱、一种危险:即陷入“流水账”,这就是现代游记散文的写作之难。

现代游记散文的写作之难,还难在它对所“记”内容的选择与取舍上。即游记散文既不能纯被动地记录或复述客观景色物象,而应该把这些客观景色物象作为作家抒发主观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的“媒介”或“切入点”,但这些景色物象决不仅仅是作家用于抒发主观体验和感悟一种工具,即这些景色物象决不是“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形”中的“筌”“蹄”和“形”,对景色物象的描述是游记散文的本然、当然即本色当行,关键是这些景色物象背后的“文史含量”——“文史含量”是游记散文的生命线!一篇游记散文的文史含量内在地注定着它的思想艺术价值,也就是说,游记散文这个文体,是靠作家的文史修养和作品的文史含量来支撑和支持的。通俗地说,就是作游记散文之难,难就难在散文家既不能不写眼前的景色物象——不写则不是游记;又不能纯客观地对这些景色物象进行复述与复录——这样就等于跟摄影家录象师较真,也像蚂蚁追大象。而追寻思索并呈现这些景色物象背后的“文史渊源”、“文史沿革”和“文史掌故”,才是游记散文家的当行,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游记这一文体存在的合法性。创作实践证明,一篇游记散文的艺术质量的高低,直接取决于其中的“文史含量”。“记游”和“文史”是游记散文的正反两面,写游记必涉文史,无文史则无游记。当今报章上那些俯拾即是的国内浮光、国外“开洋荤”掠影式的文字,之所以不受欢迎、以致游记在当今散文界成为一个最臭的文体,其原因是这些文字无“文史含量”,缺乏文史的蕴藉、支持与提升。没有“文史含量”的文字,只能做附属于摄影家录像师镜头、画面下的实用性的说明文字,即说明文。

但是,游记散文中的“文史含量”并非越高越好。游记中的“文史含量”究竟多少合适呢?通俗地说,就是你别让读者感觉出你在有意卖弄、显摆或逞博为宜。清代叶燮说:“作文有意逞博,便非佳处。犹主人勉强偏处请生客,客虽满坐,主人无自在受用处……若有意逞博,搦管时翻书抽帙,搜求新事、新字句,以此炫长,此贫儿称贷营生,终非己物,徒见蹴踖耳。”(《原诗﹒外篇下》)即使你学富五车不是踧踖的“文史贫儿”,也不能有意逞博。这是因为,游记散文说到底毕竟是艺术,而不是文史普及读本。游记散文中景色物象的描写和文史资料的援引,彼此各占多大的比例,是有一定之规的。景色罗列过多、过于失重,则易陷入“景点介绍”或“游览指南”之类;而文史援引的过频过繁,则成资料的堆砌。作家应根据具体文本语境和抒情的需要,酌情定夺。为防备出现这样的“堆砌”和“罗列”,成熟聪明的散文家会巧妙及时地用“情感”这个因子,去“稀释”“调和”那些“浓得化不开”的资料;用“思想”这个因子对资料进行“刷新”或“翻新”。

不过,对于游记散文来说,这些“情感”和“思想”在文中应占多大的比例,同样也是有着内在之规的,即“情感”“思想”的介入、景色物象的描绘、文史资料的征引,彼此在文中的分布,是遵循着一定的艺术规律的。“情感”过“度”,则成抒情散文;“思想”失重,则成杂文或随笔;而如果在此三者中,作家“情感”、“思想”的介入和对文史资料的征引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了对景色物象的描绘,那么这种散文则不是游记文本,而是余秋雨式的“文化大散文”了。虽然余先生喜欢把自己的那些“苦旅”文字或“秋雨体”制作,称为“文化大散文”,但我始终认为,余氏散文实质上不过是游记散文这种体裁,在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变体”或“变格”而已。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此“文化大散文”展开分析,而旨在分析思考游记文本的写作之难,难就难在散文家对上述几个“度”的掌握。即如何使游记散文既“记游”而不失之于“流水账”;既有文史的援引,又不失之于资料的堆砌;既有作家主体情感思想的介入,又不失之于滥情浮情或“理大于情”,从而写出真正地道的游记散文。这应该是每一个散文家特别是那些游记散文家,必须掌握和修炼的一种本领或功课。

上述议论,是我在读了《随流沙河游江南》这篇游记之后的一些感想与思索。这篇作品可以说是我这些年来读到的最好、也是最地道的游记散文——之所以说它写得最地道,也就是说它既不是随笔杂文、不是亲情记事散文,也不是“文化大散文”,而是本真纯然的记游之作;之所以说它是写得最好游记散文,就在于作者能够准确熟练地掌握并处理好上述各要素之间的几个“度”。作者李书崇散文写得不多,好像不是当今散文界中人吧?但其文史知识存量大,见多识广,见山谈文、逢水侃史,遣词造句,文白夹杂,信手拈来,得心应手。比如他们到南京就侃南京之名称:南京乃吴头楚尾,史上最早称南京者是成都,“唐安史之乱后,诏置‘南京成都府’为陪都。其后称南京者竟有五代时渤海所置‘南京南海府’,在今朝鲜咸兴;北宋‘南京应天府’,在河南商丘;辽之‘南京析律府’在北京;金之‘南京开封府’在河南开封,直至明,南京才实至名归到了今天。”侃总统府、媚香楼、秦淮八艳;到镇江就聊北固山、西津古渡、《瘗鹤铭》;上海豫园,“南浔四象”,寒山寺,以及张静江、薛福成……无不显现着作者深刻的中国文化积累和深厚的文史学养。但读者并不感觉他在卖弄或显摆,而是跟着他的文字一起漫游,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把上述那个“度”掌握得非常好。

这篇《随流沙河游江南》是日记体游记,作者按先后时空顺序,详细记录了他跟流沙河等从2010年4月12日至28日,到南京、镇江、扬州、上海、苏州、南浔和无锡的游历过程,天气、景点、吃喝与下榻等等,无不记叙,但其所记,绝不会使人有“流水账”之感,为什么?此乃缘于作者十分出色与抓人的语言功力!比如:“饭后散步在秦淮河畔。白鹭宾馆就在明之东花园西边,从此至武定桥一带即昔日旧院。遥想当时白下青溪,慷慨士林,桃叶团扇,香风十里,那哀艳浓情,真风流渊薮,怎一个醉字了得!岂知今日伧父大贾,气焰汹汹,吆三喝四,喧声盈天。梦境中的秦淮河,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此的文字,在文章中俯拾即是,提神、醒脑,令人手足舞蹈、眼前大亮!还真舍不得一下子读完呢,何来“流水账”之感?由于作者底气十足、主体性很强,我们明确地感觉到他是在用“俯瞰”视觉来写这篇游记的。作者博引旁征、出经入典,说对联、论书法等等,显得十分潇洒风流,惹人艳羡。除此之外,作者还有很强的批判意识,比如他对那位“大煞风景”的八十岁老翁撰书的对联的批评;比如他对寒山寺外墙错别字的揶揄,曰“犹如伧父摹仿宫廷礼节,随处露些破绽”;再比如他评价薛福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经国大略举纲张目。斯人诚先贤也,虽被鲁迅污为‘桐城谬种’一类,却难掩其为千丈寒木,染尽风霜,不可凋瘁。”由此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游记散文的写作视觉应该是“俯视”的,只有高于对象,才能写出既不游离对象又能超出对象的“形而上”的意蕴或韵致。当今游记之所以写不出新意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作者不能跳出对象,总是平视、仰视对象。说到底,是因为他们的文史存量,文化底气不足也。而实事求是说,我认为这篇《随流沙河游江南》无论从艺术性还是从思想性上,都超过了郁达夫先生的游记。                                           


王聚敏,本刊特约副主编,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散文百家》执行主编,河北散文学会副会长,河北作家协会特聘研究员,河北作家协会散文创作艺委会副主任;第二届“冰心散文奖”、第一二四届“河北文艺评论奖”、新世纪10年河北省散文创作成果奖(突出贡献奖)、首届“《时代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国散文学会“散文理论奖”获得者。著有文学评论集《散文情感论》和散文集《高高的寨墙寂寞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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